我前段时间参加了一场“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文学讲座”电视会议。会议的主场设在杭州，我所在城市是此次会议的分会场。

　　王蒙的报告非常精彩，我甚至像小学生一样记着笔记。但我无法述说内心的悲哀，拉着横幅的分会场空荡荡的只有六只耳朵（三位听众）。

　　王蒙的报告是《汉语写作与中国文化》，别以为这个题目会唬住你，有50年创作经历的王蒙“内存”极为丰厚，他非常“搞笑”，深入浅出地从《春秋》微言大义说到《红楼梦》里的口语，从鲁迅文白参半的语言说到身体写作、美女写作。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审美价值。从主会场不时传来的笑声、掌声，我们都能感受到王蒙的报告是极具个人魅力的。

　　但正是这样一个精彩的讲座，我所处的分会场只有三名听众。可以肯定，省电视台不会播出分会场的画面，因为实在太冷清了。虽然工作人员称，他们通知了有关的几个部门，某局一办公室的人称，王蒙的讲话肯定有许多人来听的，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这个局一个人都没来听，哪怕做做样子。

　　完整地听完王蒙讲座后，我走出会议室，外面阳光很好，南街上市声嘈杂。我同样想起“准亚洲小姐”来这座城市时的轰动场面。当时，最多时刻来了三万多观众。“三万”与“三个”，这种比较也许是非常令人感慨的。

　　是的，“文化”有时就这么悲哀。当人们需要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时，就摆出了历史文化名城概念。而在大部分时间里，“文化”被悲哀地弃之一隅。如果一定要找到其中的理由，我想这件事算不算：在美国，最畅销的书是《国家地理》，而在中国，发行七位数以上的是《故事会》、《家庭》等。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国民审美就在这个底线。

　　不久前，一位本地文化人告诉我，盘点一下还在这里做历史文化研究的人，只有五十岁以上的一些老同志，四十岁以下的根本找不出。这意味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正面临一个新的“断代史”。

　　每当夜晚，我看着黄毛绿发、蹦迪、朋克、“哇塞欧耶”、时尚、作秀等形而下的状态构成一个斯皮尔伯格的视觉奇观时，我总想起王蒙沉痛的话：“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文’作‘文化’解）。”我们的尴尬是：一方面很少有人重视文化，另一方面任文化带菌者肆意妄为。

　　回家路上，一个小孩子唱“一只青蛙两条腿”，我接着唱“一场报告六只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