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谈起上世纪三十年代文人，都是“高山仰止”的神情。我偶尔也翻翻他们的传记，翻阅中感到很惊奇的一件事，是林徽因在北京家里居然天天要喝下午茶。林徽因素有“民国第一才女”之称，上茶时自然满座高朋。丈夫梁思成之外，胡适和金岳霖等常来凑趣，徐志摩有时也在。想那林徽因在伦敦读书时还是少女，这一英伦贵族习惯居然濡染如此之深。

　　按英国传说，十九世纪初的贝德福特公爵夫人安娜胃口甚好。夏季日长，晚餐吃得晚，到了下午三四点，公爵夫人已是饥肠辘辘。于是呼唤仆人：好吃的尽管拿来！伦敦贵妇人群起效尤，下午茶就这样诞生了——后果之一，就是英国商人为了弥补茶叶进口所造成的巨额贸易逆差，开始向中国大量出口鸦片，并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成形一世纪之后，到了林徽因在伦敦喝下午茶的日子，这一喜好已经风行欧洲上层社会。今年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诞生125周年，纽约一家出版社发行了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男主角去女主角家里作客，请女主角跳舞，却没有注意到女主角腿脚不便。为了这件尴尬事，男主角道歉道成了女家食客：每天都要陪女主角喝下午茶，为她聊天解闷。而女主角一家还不是贵族，只是从俄国逃到维也纳的富裕犹太人。

　　不过，只有英国人才把下午茶喝成了一种“文明”。也是林徽因在伦敦喝下午茶的日子，英国文人最著名的圈子是围绕作家弗吉尼亚·吴尔芙和画家范奈莎·贝尔两姊妹的“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范奈莎的丈夫克莱夫·贝尔写了一本题为《文明》的书，涉及“布卢姆斯伯里”成员的很多常设话题。将吴尔芙不无揶揄的话略为扭转一下，这本书“最后发现文明原来就是戈登花园５０号（范奈莎当时住处）的一顿下午茶”。

　　到底祖上多为平民，美国人不喝下午茶。当年我在纽约混饭，要想见识这一贵族流韵、文人雅癖，除了英国朋友一年两三次的邀请之外，就只能去大旅馆了。四星级、五星级旅馆的餐厅，价格自然不菲。六种小点心的，通常要二十多美金；一打小点心的“王室”级，就要摊到40块钱一个人。按咱们中国人的口味，或许觉得还是北京都一处的花色烧卖或上海城隍庙的小笼汤包更好吃。但纽约的下午茶自有其特殊风情，喝过几次，已是上瘾，成了放松心绪的好去处。

　　喝茶的餐厅通常在旅馆顶层，通常客人冷落。从前做大西洋两岸上层人士生意，想来也是热闹过的，如今这年头，人们的第一要务是攒钱，下午茶已经迹近于落伍时尚的前世奢侈。我随意挑个靠窗座位，一杯在手，俯视大楼下面街道上步履匆匆的曼哈顿红男绿女。一般是先查好日程表，知道下午没有会议，准备溜出去喝茶时，通常邀请法国女同事。法国教育出来的学生，如果优秀，则知识面比较广，对东方文化也比较有兴趣。而且法国人不像英国人和德国人那么认真，一听开溜的建议就喜笑颜开。

　　再回办公室清理积下的活计，可以熬到晚上10点而不饿。80美金泡了下午茶，晚饭就只能泡方便面了。小店里10美分一包，一顿只要两毛钱。反差这么大，忽上忽下的，像是游乐场里的过山车。这不但是单身男人的生活实录，大概也是单身男人的感情写照——前一刻还与蕙心女子谈笑晏晏，后一刻就是一人一灯一碗面，成双的仅是手中筷子。

　　提着两包方便面，笔者哼着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走出去：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

　　喝罢下午茶，我又是红尘里匆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