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海专电 在书展和书市这样的场合，给人印象最强烈的莫过于“图书是商品的一种”的概念冲击。所有的展示、所有的手段，基本上就是对着无论什么年龄身份的人群大喊大叫：“我的东西好得很，快来买呀。”商业化运作给人们提供的是更为丰富多样的选择，文化产品不再高居于殿堂之上而与普通人的生活互不相干。于是大型书展展示的是一种图书产品面面俱全的场景，昨日下午的书展活动与前三天一样一场接着一场，主活动区基本上是重大活动的承办区。

　　林少华与“谦君一发”同场不同调

　　昨天下午是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向读者介绍村上春树的作品。林少华已经在台上开讲了，台上台下绕了好几圈读者，基本都是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有的坐在台阶上、有的排在队伍中，推推挤挤笑笑，喧嚷声几乎盖过了林少华从扩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颇有第一天易中天签售时的火爆阵式，保安们又紧张起来，手拉起手站在人群外围，广播喇叭不断地提请读者注意秩序，与台上的发言颇不合调。记者好奇地问一个少女：“你们这么喜欢村上春树？都在等着译者的签名？”她和同伴愣住了，随即大笑起来：“才不是呢，我们等的是薛之谦。”这时场内已经有点乱起来了，广播里通知大家“谦君一发”的签售活动改地点了。于是这帮粉丝们在保安的带领下，两个一排两个一排手捧着偶像的书出去了。据说君君和薛之谦非常拽，此次活动只签300本。消息传出，粉丝们更是急了眼，几个小姑娘与保安和工作人员争执起来：“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早就来了，难道叫我们空手而回？”一个经验不足的工作人员吓得落荒而逃。

　　这时的主展示区，林少华的讲演才算“正常”起来。记者向他提问：“你2003年见过村上春树先生以后，到现在已经有两三年了，其间还有过什么接触吗？”林少华回答说：“村上春树是个非常随意的人，他当时还光着脚，后来我知道他向来就是这个风格的。他向我深深一鞠躬说：你翻译了我23本书，真是太辛苦了。后来我只是在翻译中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通过电子邮件向他询问。我和他都是性格内向不主动的人。”问到文坛对于村上春树能否获诺贝尔奖很有争议时，林少华说他也曾当面向村上问过这个问题。村上春树静静地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是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后回来。不怎么照相，走在路上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30万人买，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

　　秦怡的回忆似梦似幻

　　秦怡也是昨天下午的红人之一，追捧的粉丝如大家所料基本都是老人们。在展览馆超强的冷空调中抱着手臂等在台上一睹心中的老偶像风采。一见之下均喃喃地说：“还是蛮漂亮咯。”其实本次读者见面会的主角应该是韩国作者朴圭媛，她花费了10年时间搜集金焰的生平，写成这本传记。但人们关注的对象仍然是秦怡。台下读者起劲地窃窃私语的是秦怡和金焰是不是真的幸福过？在上海厂拍摄的回忆电影历史的纪录片中，有一集是对金焰的回忆，秦怡在回忆金焰时说他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他菜做得好，家务也很拿手，说到动情处，秦怡动情地唱起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可是场内观众却开始议论起来：“听说她和金焰关系不好，要离婚啊。”“她写过自传，说金焰常酗酒，还打她，看上去郎才女貌的，其实关系差得很。”秦怡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谈自己的感情，她说，很多事都在《跑龙套》书中有过交代了。她在那本书里是说过：“我与金焰有些矛盾，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后来解决了。”

　　易中天的销量下来了

　　本届书展最出风头的当红图书肯定是易中天的八本书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第一版印下去的55万册已基本发完了货，很快要加印了，但他们表示加印会比较谨慎，最多印10万册吧。在书展的销售统计中，他的书已呈逐日直线下降趋势。第一天六千多册，到今天已是跌到六百多册。但再怎么下降，易中天名列第一的销量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而他的书超过余华的销量也是一点没有问题的。但是否叫好？这个概念就比较难界定了，一本当红书，总是受到了大部分人的追捧才走红的，但是人们一般又会给出不同的价值标准。所以许多出版界人士苦口婆心地告诉读者：“好书不一定畅销，但畅销的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书。”一般在书展上不会有太专业的高深书籍，但品位上还是有雅俗之分的，能够得上雅俗共赏的也算是难得的好书了。如最新出版的村上春村的《东京奇谭集》，是由一些短篇小说组成的集子，它对人生命运有其终极思考，因而被归入严肃文学范畴。而《我的名字叫红》也是评论界千方百计要唤起人们注意的一本好书。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说：“其实好书太多了，我们远远没有找到他们，也没有好好利用它们。”

　　可能好书和好商品，其间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