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寡头形成过程，贷款似乎是以企业信贷的方式存在，实际是寡头们自我融资的豪门盛宴，这也是金融寡头之所以得以形成的“权力”动因。

　　首先，马云的获罪明显体现出自我融资的特点，尽管其表象是银行与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信贷关系。从“1993年－1998年森豪项目金融寡头的‘表’与‘里’”中可以看出，马云自己既是银行代办所负责人，也是房地产企业的董事长；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信贷资源配置在决策之初就被内部人截留。

　　其次，霍海音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在马云获罪后，霍海音既诱于高额利润而不愿就此退出森豪项目的开发，也不敢再以银行主管的身份赤裸裸地进行自我融资。于是，作为傀儡的邹庆和作为载体的香港慕来投资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当时，银行业开始以硬任务的方式压缩不良贷款。霍海音应该随即发现显性关系难以为继，为了更为隐蔽地实现自我融资，在经过多年对邹庆这一信贷“关系”的考察后，通过进一步实现表面放权，完全以邹庆的企业作为载体运作，是确保自我融资得以实现且保障自身安全性的必要手段。

　　三个寡头的牢狱之灾若仅归结为小概率的命运，那么，市场的房地产泡沫和巨额金融不良资产就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