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风范　终生难忘

　　２００５年４月初，“新华视点”栏目对晏才宏事迹的报道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至今，回想起晏老师的最后一课，很多学生依然满怀哀伤。

　　“假期我去做了检查，昨天拿到结果，肺癌晚期。这是我给大家上的最后一课。”２００４年“十一”长假后的第一堂电路分析课，晏才宏向学生们宣布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口气却平静如常，往日活跃的课堂顿时沉寂下来。

　　上海交大的一位同学回忆说：“他平时总是满脸微笑，那天却显得忧郁，讲话有点激动，脸都红了。他平时从不拖堂，那天却好像没听见下课铃声，继续讲下去，似乎想把所有的知识一下子全部传授给我们。”

　　晏老师的“最后一课”，许多学生是含泪听完的。“如果说教学是一门艺术，那么你们就是我未能完成的艺术品。真对不起！”临下课时，他这样向学生表示歉意，同学们则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晏老师在学生测评时，得了全校唯一的满分。这样一位老师，由于他热衷于教学而影响了发表论文，５８岁死时连个副教授也没评上，这与当今一些“重科研、轻教学”的教授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人们对“名师不上讲台”问题的强烈关注。

　　学界泰斗　情系课堂

　　杨振宁教授之所以赢得人们的尊重，不仅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还因为他以８０岁高龄，到清华大学为本科生开课。回望历史，在学术上功成名就却仍然坚守三尺讲台的教育先辈不可胜数。

　　复旦大学副校长孙莱祥说，复旦大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基础课，有很多都是由著名教授讲授。“我当时是数学系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苏步青教授、谷超豪教授等，当时他们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他说：“如今，我还记得他们给我上课的情景，讲解一个定理，他们先不去推导公式，得出结论，而是分析研究这一定理的背景和意义，引导大家去想问题，在思想性、方法性上给大家很多启发。这样的课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开拓者之一。这位在国内外都享有崇高声誉的科学家，对于教学却认真到“近乎偏执”的程度，她的学生们如是评价。

　　据谢希德弟子、中科院院士王迅介绍，１９５５年，谢希德主讲固体物理和固体理论两门课，当时她已经怀孕临产，由别人代上，但讲课内容都是自己准备，每隔一两周，她都要赶写几堂课的讲稿。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８年，谢希德先后担任了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依然坚持为本科生上课。

　　受恩师影响，时至今日，年过七旬的王迅院士还在本科生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在复旦大学物理系，他几乎给所有本科班级上过课。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回顾自己的一生，最使我感到没有虚度年华，一生没有白过的，就是我做了一辈子教师。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王院士，我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我是王老师。”

　　厚德载物　心系学子

　　这是当代东方学大师季羡林的一则鲜为人知的小故事：一年，北京大学秋季开学，一位外地新生急于报名，就对迎面走来的一位老人说：“您能帮我看一下行李吗？”老人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多小时后，新生办完入学手续回来，看见老人仍在原地看着他的行李，大为感动，深深谢过，老人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在开学典礼上，新生惊讶地发现，那天给自己看行李的人，竟然就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当时已７３岁的季羡林先生。

　　一位采访过季老的记者说，他听到这个故事时，在强烈的震撼中想到了一句话：人格，才是最高的学府。

　　另一件事同样鲜为人知：在周围无人的情况下，季老曾奋不顾身地跳进湖里，救出一名落水儿童。对此，季羡林的弟子、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所所长蔡德贵的评价是：大师对晚辈常能表现出大爱，他们对学生的爱护常常达到忘我的境界。

　　１９９８年，７７岁的谢希德备受癌症折磨，但仍然坚持教学活动。谢希德的另一位学生、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叶令说：“当时谢校长躺在病床上，一边治疗，一边为我修改论文。有一次她在昏暗的病床灯光下跟我说：‘下次把字打大一些，我可以修改得更仔细、更清晰。’每想到这里我就感动万分。”

　　“重病似乎丝毫不影响她的论文批改。” 复旦物理系教师资剑博士回忆，“无论专业水准还是措辞造句，都非常严格。五六页密密麻麻的英文字，在谢教授手中一改就是三四次，这让我感受到了大师的力量。”

　　季羡林老年写下的一段话也许能代表很多大师对学生的态度：“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轻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学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

　　他写道：“对待这一批青年，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理解和爱护，诱导和教育，同时还要向他们学习。”

　　吾爱知识 更爱吾师

　　先辈大师对课堂教学的重视，源于他们的教育思想。

　　今年是陶行知逝世６０周年，这位以“平民教育”思想传世的杰出教育家，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从各地的难童保育院招收学员，创建了影响深远的育才学校。

　　当年育才学校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前副主任陈贻鑫说：“学校创建于１９３９年，那时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但是陶先生目光远大，坚信我们民族一定会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希望育才学校能为抗战胜利后的新中国储备人才。”

　　尽管有日寇的轰炸飞机从头顶掠过，但育才学校的课堂上从不缺乏活力和欢乐。在陶行知的感召下，很多学术界名流冒着生命危险，每天赶路来给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上课——教文学课的有艾青，教音乐课的有贺绿汀，教戏剧课的有张泯。

　　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怀抱救国救民理想，在教育工作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更有的人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教育事业，为中国现代教育开辟了道路，他们的名字已经印在人们的心里：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叶圣陶……

　　缅怀教育先辈们的师品师德，我们意识到，如今某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由于市场因素以及某些价值导向的不良影响，高校“名师不上讲台”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业内人士指出，教书育人本是大学第一功能，如今的教授上讲台却需要教育部发文督促，这些人似乎离教育越来越远。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认为，“名师不上讲台”根源在于“重科研、轻教学”的高校考评体制。目前对大学水平的衡量，看重的是学校的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科研奖励，而几乎所有评估，都没有将“教师上课质量”列入重要考核指标，以至于一些学校教学质量下滑。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