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登琨艳和余秋雨、陈逸飞一道被称作“海上三少”，既有文化又有品味，还实实在在地影响和重塑上海。在书写上海城市发展史的时候，势必会提到他们的名字。苏州河边的仓库，乌鲁木齐路上的三千院餐馆，还有打浦桥正在建设中的张爱玲图书馆都会成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和李欧梵对上海的虚幻描述不同，这是另一个台湾人对上海真切的改造。

　　凯文·林奇说，一个城市的集体意向性是城市生命力的核心。然而什么才是上海建筑文化的特征和标志呢，什么才能代表上海？前几年，关于这个问题曾展开过一场争论。A认为，石库门房子是上海的典型地标；B认为，解放后新造的工人新村是目前上海地面上最引人瞩目的标志；而C则认为，随着1990年代新天地等区域的发展，上海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特征，全球化亦是一个匿名化的过程，新天地的建筑可以出现在世界任何角落。这样，作为承载文化意义的上海建筑消失了。

　　新天地的兴起是上海建筑史上一件大事。它和张爱玲的再发现、余秋雨精细散文被追捧、陈逸飞怀旧视觉受到好评等文化事件一道，构成一股强烈地怀旧同时向外开放的思潮，似乎直接续上了20世纪30年代的审美，抹去了中间那60年。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对那段殖民历史的回忆、模仿、再创造，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登琨艳的设计还有他一直倾心的苏州河边仓库悄悄复苏了。登琨艳选择的是苏州河，不是黄浦江。虽然黄浦江也许更著名，但苏州河是上海生活上的“母亲河”，真正养育了上海。登琨艳是第一个看出苏州河仓库文化价值的人，也可以说是他一手策划了这片区域的发展路径。他选择的仓库是原来杜月笙的米仓，高大宽敞却又破旧肮脏。登琨艳买下来花重金清扫，几乎保留了仓库的全部结构，只是轻巧地开了扇天窗，让阳光直射到底，仓库就露出迷人的甚至带有后现代特征的风采。这种特征是和新天地截然不同的。新天地这块区域解放前属于法租界，周围环绕着霞飞路（淮海中路）、法国公园（复兴公园）、巴黎电影院（淮海电影院），都是纸醉金迷的消费场所。随着设计师的大笔一挥，旧的石库门被装模作样地保留下来，近在咫尺的西方特征被移入，虚伪的老房子里改造成西式酒吧，最终形成今天的模样。

　　登琨艳也说他热爱传统。可是上海已经失去了很多传统的土壤，我们到哪里去找传统？不要说还要继承和发扬了。上海人祖先乘船到上海经过的那些小河多半已经淤塞填没，天钥桥、大木桥、八仙桥、太平桥无处可寻，徐家汇、曹家渡、梵皇渡也难得让我们想起上海的水乡原貌。而上海30年代发展到极致的旧式审美理念恰是中断了两代。追寻逝去的上海，远不只是新一代上海人的理想，连千里之外的登琨艳都忍不住为此投注心血。而旧上海残缺不全的影像也正给了他们丰富的想象空间。苏州河边残留的仓库成为这样一个后现代城市里最为后现代的标志。

　　我们很难说登琨艳模仿的上海情调是不是真的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因为无论哪个时代，上海本身就充满了模仿、融合或者拼贴。以前，上海最著名的西餐馆里做的多半都是改良西餐，即西式原料中式做法，多用一些黄油、洋葱或者柠檬而已，这样却最受上海人的欢迎，因为市民在家里都能做出这种改良西餐了。做衣服也同样如此，甚至日常语言都吸收了大量外语成为“洋泾浜语言”。建筑亦是一种文化表达，和饮食、服装、语言等一样。故而登琨艳的杂糅中西的设计理念、保护旧仓库的建筑关怀，也都能很好地融入上海。登琨艳的设计表面看起来充满传统元素，但仔细探究背后的材质与建筑手法，灯光布置，绘图结构等，绝对是最西化，最现代的。

　　这是一套让外国人看起来充满中国风情，中国人看起来遍布外国元素的综合体。它不纯粹，不彻底，可在很多上海人心里，这种矛盾的事物往往是最自然的。大家都忙，早就忘记过去的样子了。施蛰存或者李劼有时候还会抱怨，上海不是这样的。其实还是忘记的好，花点钞票弄些假古董，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