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1935年生于爱媛县一个森林覆盖的山谷间的小村庄，童年时代，就在那片大森林里度过。林中的自然绿韵，成为哺育他的摇篮。当时，他最爱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拉格洛芙的《尼尔斯历险记》，从中感受到两个预言：一个是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是将会与野鹅结伴而行。这使他泛起一种官能性的愉悦，感情仿佛也被净化了。所以他说，这两部作品“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的依据”。这种从小就有的感受力，滋润着他的文学想象力。

　　大江的小学时代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在县里念高中时，过着寄宿生活的他，开始爱好文学。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学系，先选教育专业，后改攻读法国文学，迷恋上加缪、萨特、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7年在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习作小说《奇妙的工作》，接着在《文学界》上发表了处女作《死者的奢华》、《饲育》，从此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更新文学的观念和构建特异的文体，以此来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

　　通过文学参与政治

　　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长女伊丹缘结婚，积极参加“安保批判之会”和“青年日本之会”的活动，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并因此而与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严重对立。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发表了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虚构性自传体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也于9月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反映出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

　　出现在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早在1958年，在以小说《饲育》获芥川奖后大江健三郎即对报界表示：“我毫不怀疑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选择文学的责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进一步谈及文学的责任时，这位作家认为：“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20世纪所发生过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原子弹爆炸等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带来的影响，应给予明确的回答，并由此引导青年走向 21世纪。”

　　据作家本人回忆，他12岁时正逢日本公布新宪法，他认为宪法中“主权在民，放弃战争”的内容对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响。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日本政府大规模整肃共产党员的事件，使得这位15岁的少年为理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感到苦闷。1960年5月底，在日本国内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高潮中，这位已在日本文坛小有名气的战后派青年作家，参加了以野间宏为团长的第三次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半个多月里，大江健三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先后受到了毛泽东、陈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接见，大江健三郎本人还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特约文章，认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报答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结成了永恒的友谊”，并且充满热情地写道：“我们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保证并发誓决不背叛你们，永远和你们保持友谊，从而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日本人民的荣誉。”

　　直面死亡痛苦思考

　　对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生涯来说，1963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头。在这一年里，他的长子大江光出世了。这原本应该是一件喜事，却给这位28岁的青年作家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婴儿的头盖骨先天异常，脑组织外溢，一出生就处在濒死的状态，整天躺在特殊的玻璃箱里。面对这个毫无生存希望的初生婴儿，大江曾经对光的生与死做过痛苦的选择。他每天都去医院隔着玻璃窗探视，望着孩子的脑袋、脸，他想起哲人埃利亚代的话：“人类生存是不可能被破坏的”，于是培养起一种坚定的想法：“既生之则养之”。

　　几个星期过去了，婴儿还活着，他确实是存在下来了。于是大江直面痛苦的自觉之后，接受了这个孩子存在的事实。光虽生存下来，但幼年的光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他6岁那年，大江带他去山中森林里的小湖，他听见从林间传来鸟声，竟对鸟儿的欢鸣做出意想不到的反应，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这是……水鸟”。于是大江看到了希望，全身心地培养他学习作曲，让他把小鸟的歌声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并在其中成长为一个作曲家。大江由此感受到儿子为自己实现了自己幼时的能够听懂鸟类语言的预言。这个“可悲的小生命”诞生时发生的意外，以及从光的音乐中感受到的“阴暗灵魂的哭喊声”，成为大江健三郎文学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他的残疾儿子诞生的那天起，他多次到广岛调查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惨状，亲眼目睹了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多年后仍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过着无休止的忧心忡忡的人生。这给这位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和极为强烈的震撼，使他把小的“死”(残疾病儿大江光的死的威胁)与大的“死”(全人类所面临的核武器爆炸的死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死亡的危险正经常性地显露出来。这种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时时意识到死亡，并且将这种生活态度自觉不自觉地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

　　文学的责任在于疗伤

　　1994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大江健三郎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认为大江健三郎“深受以但丁、巴尔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因此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大江健三郎成为26年来，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授奖辞中指出：“核武器的悲惨后果是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问题自然相关的另一个主题。大江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获得的哲学要素——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贯彻其作品始终，形成了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了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文艺理念和文学主张。

　　以“暧昧”这个词为起点，大江的受奖辞着力描述了自己所生存世界的文化处境和自己独特的文学观的关联。“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大江则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作为日本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渡边一夫的人文主义的弟子，大江希望通过自己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说过被日本人的暧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