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一流大学

　　问：请谈谈一流大学的概念？

　　陈丹青：如果竺可桢在、蔡元培在、童第周在，就可以是一流的。判断一所学校，我看人，不看大学。

　　

　　不能改变教育，就改变自己

　　问：现阶段教育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陈丹青：体制内的改革，体制外的呼吁，全社会的呼吁，这些努力都在做。但我还是那句话，重要的是自己跟自己斗争，克服自我种种恐惧、欲望、懦弱、妥协，战胜自己种种人性的弱点。

　　李敖到北大、清华、复旦演讲时，说到“反求诸己”，也就是最好改变自己，我很赞同：不要对社会说我要自由，对着学校说我要自由，对着体制说我要自由。没有自由会天下掉下来。你自己自由不自由，你的内心自由不自由，你的本事、学识能不能让你自由？

　　我今天如果有资格这么说的话，我就对年轻人说：反求诸己！

　　问：我也是一名大学生，十几年的被教育让我开始反思自己，反思教育，问题我们很清楚，我们渴望改变，改变就是要展望，请谈谈。

　　陈丹青：不要去渴望一下子改变教育，至少我改变不了。

　　我劝我所有的学生好好考英语，把学分指标完成，顺利毕业。我对出人才是不绝望的，下面的青苗哗哗地冒出来。我不会绝望。

　　熊丙奇：在同一制度下面，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把握和选择，是决定自身命运的要素，同一个体制下面有优秀的人才，关键是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好的把握。我建议在座的学生，你要知道自己内心要干什么，不要去做一些虚幻飘渺的，或者是很空的事情。

　　

　　服从？NO！领导？NO！

　　问：如果把你放在许江或者潘公凯的位置来发展美术学院，或者如果你做教育部长，你会怎么做？

　　陈丹青：第一我不会变成这样的角色；第二我要真变成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第三，我出国前大部分优秀的同学，有很多现在是院长、副院长、主任、副主任，我非常了解他们的苦衷。如果我做他们，我就要对付一大堆退休的老教授，包括他们的住房，他们一辈子的评价等等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领导的。

　　我非常喜欢尼采说的一句话：“服从？NO！领导？NO！”

　　

　　做一个有品质的自己

　　问：你说做自己，改变自己，你改变自己之后还是你吗？你怎么做你自己？

　　陈丹青：每个人的个人是有品质的，一个人要做真正的自己要吃很多苦，和很多问题抗争，做学问，做一个有品质的自己、提升过的自己，我说是在这个层次上改变自己。

　　问：你们两位是现实主义者，敢于直面中国教育问题，两位既然看清楚了问题，你们说说中国大学里理想的师生关系应该怎样？

　　陈丹青：我觉得师生关系，其实就是今天人与人的关系。这是社会学的问题，也是哲学的问题，话题很大，一下子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应该出国走走

　　问：我是一个高中学美术学生的家长，想问问是否让孩子继续留在国内受教育还是出国？

　　陈丹青：我回国六年来遇到太多这样的家长，希望我给他指条路。我也是家长，我也有孩子。

　　如果你的钱可以够你孩子出国受教育，我觉得就出国看看。因为现在国内高校的学费、生活费也不低了。但学成后一定要回来。

　　熊丙奇：目前家长选择让孩子出国的话，还要考虑文化差异的问题：你的孩子够独立吗？你对孩子的把握如何？如果你决定放手让你的孩子锻炼的话，我觉得这一天早点到来为好。

　　

　　在体制内化解困境

　　问：我是大二学生，参加过不少社团，想当班干部提高自己能力，现在社会是否应该重视能力而不应该重视学历？

　　熊丙奇：我反对学生不务正业，把你4年的时间真正用于有效学习上。目前最重要的是刻苦学习。

　　问：余秋雨先生曾建议大学生毕业后先从政，你赞同吗？

　　熊丙奇：余先生本来就是局级干部，他的话有他的想法，我不作评论。但是，这是一个现实，我们是一个大的行政单位，包括大学，学生从政是非常现实的。

　　陈丹青：我亲眼见过成为官员的许多学者，包括准官员，其实很想把事情办好。我在给熊丙奇新书的《序》里说，谁都在抱怨这个体制，但是谁也离不开这个体制，所以希望年轻人多从自己身上下功夫，把这个问题最大限度在自己身上化解，化解多少是多少。

　　

　　论文应和学位脱钩

　　问：我是浙大博士生，请问对于要我们在一级学刊上发表论文有什么看法？

　　熊丙奇：我有什么看法没有用，你回去还是要写论文。

　　我一直在抨击部分论文是垃圾，但是有人不这样看。像上海财大，去年已经要求硕士论文和学位脱钩；而上海某大学则强调更加紧密的挂钩，而且要在学校指定刊物上发表。我觉得应该让我们的论文和学位脱钩，重视学问本身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