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是冬天的旗帜。那一天，狂风肆无忌惮地把地上厚厚的积雪刮起，搅得天昏地暗，几步远就看不见什么了。

　　下工了，我和冯健低着头，缩着脖，弯着腰，顶着烟泡沿着福前铁路向工棚挪动。当时，修建这条铁路的工人，大多数是我们浙江知识青年。

　　忽然，冯健猛地推了我一下，我一下子趴在地上。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冯健已经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身上。几乎是同时，大地震动起来，那排山倒海般的呼啸声紧紧地缠住了我们，仿佛要把我们撕碎。雪也发怒了，铺天盖地般地压向我们。我们很快就被埋住了。好一阵子，那魔鬼般的怒吼声渐渐远去。是冯健把我拉起来，我看见一列火车红色的尾灯正慢慢消失在风雪中，火车的汽笛声还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下子也明白了，因为我们的皮帽紧捂着耳朵，又顶着烟泡，没有听见身后的汽笛声，幸亏冯健……我愣愣地想着，冯健已经替我扑打身上的雪：“摔疼了没有？刚才我真急了。”那语气，分明是在道歉。当时，我连一声谢谢也没说，更没考虑以后怎样报答冯健的救命之恩。只是由衷地说一句：“难怪你手风琴拉得比我好，连耳朵也比我尖。”

　　不知地球是转了一圈还是两圈，反正我已经是临时扳道员了。那天也是一个“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日子。傍晚，指挥部调度员告诉我说今晚没有火车通过，不用半夜起来扳道岔。饭后，我把火炉烧得通红，扳道房里温暖如春，冯健教我练了一会手风琴，临睡前，我又往炉膛里塞足了煤。

　　也许是半夜时分，我挣扎着醒来，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般地难受，鼻孔也像是堵住了。我张大嘴，努力地喘气。煤气中毒！这可怕的，然而却正确的判断本能地使我产生了求生的欲望。我侧过头，依稀能看见冯健睡的床，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犹如死了一般，我想喊，张大了嘴却发不出声。没指望了。只有靠自己了。折腾了好一阵，我终于滚到了地上，没想到冰冷的地面却给我了一点清醒，一点力量。我爬到门前，却怎么也推不开门，幸好两脚碰倒了煤铲。靠煤铲的支撑，我站起来了。靠着墙，我捏紧煤铲，拼尽全力捅向窗户。顿时，一股强大的冷气裹着雪花蜂拥而入。这无疑是美味佳肴啊！我大口大口地吞了一阵，连忙扑向冯健。我呼唤他，摇晃他，拍打他，他仍无知觉。一狠心，我把他从床上翻了下来，用肩扛，用头顶，我终于把冯健弄出了窗外。当时，他只穿了背心和裤衩。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修窗户，冯健来了。

　　“你这扳道房像坟墓。”他一进门就嚷嚷。

　　“哪能呢，那夜是风向变了，雪堵住了烟囱，这才……”

　　“这才什么？把我光着身子扔在雪地上？今晚你得拉十遍《打虎上山》。”

　　二十多年过去了。冯健早已在秦皇岛成家立业。我也回到了杭州。如今，每当我听到或看到一些寻人寻物启示中出现“面酬，重谢”等结束语时，那悠悠的往事就会缠绕眼前。

　　幸好，生死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