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

　　高耀洁输血感染还没有得到遏止

　　本报上海专访高耀洁，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这些天分外忙碌，她在给上海的青年学生做有关艾滋病的演讲。她的日程是这样的，11月28日晚上六点半，给上海交大的学生做演讲；11月29日，到华东理工大学，11月30日，到上海电力学院；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到复旦大学……连轴转，一共是11场讲座。随后，她将去广州演讲，而此前她已到南京等地高校演讲。上半年，高耀洁的老伴患病去世，高耀洁也马上要80岁了，不间断地投身于艾滋病宣传工作对她的健康构成了一些威胁。是什么让这位老人全身心投入救助艾滋病人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血浆经济”在中国一些城镇和农村兴起，导致农民卖血狂潮出现，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比如艾滋病。1996年，妇产科大夫高耀洁在河南接诊了第一例艾滋病人，发现了血液问题。此后，她独自一人着手对艾滋病问题进行考察，并不断揭示存在于中国底层的艾滋病灾难的情况。

　　因为揭示一些问题，高耀洁医生的小女儿不得不流落到加拿大。“她非常恨我”，高耀洁说，“她来电话时从不叫一声妈”。高耀洁的女儿在其母揭示公立医院接纳非法行医等问题后，失去了在卫生系统的工作。　

　　昨天，在高耀洁的助手——《南方周末》编辑周筱赟博士的牵线下，记者连线了在上海的高耀洁，她的河南口音有些模糊难懂，但言语间，她对艾滋病人发自内心的关怀让人动容。

　　艾滋病人有三座“大山”

　　记者：为什么会关注并参与艾滋病救助工作？

　　高耀洁：我是不小心陷进去的，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记者：您从事参与艾滋病救助工作很多年，目前艾滋病人的境况怎么样？

　　高耀洁：艾滋病人有三座大山，一是贫困，在河南农村，很多人为了看这个病倾家荡产；二是歧视，艾滋病人在社会普遍受到歧视，以至很多病人不敢就医；三是恐艾症，现在社会上“谈艾色变”，很多人也把这些强加到艾滋病人身上。

　　记者：这么多年您从事艾滋病救助工作，有没有感到困难？

　　高耀洁：困难很多，对我所从事的工作，社会上不了解、不理解的人很多。但目前，艾滋病救助工作，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很多艾滋病人是输血感染的，但这一病因并未受到重视。很多农民因贫困卖血，后来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从今年6月份到现在，我接触了46个病例，都是输血感染的，年纪最大的74岁，最小的是11个月的男孩。输血感染是艾滋病人得病的最大原因，但这一点没有引起重视。现在在一些地方，卖血买血转入了地下，输血感染这一途径还没有得到遏止。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国外救援资金很多，但能到艾滋病人手中的很少。

　　记者：因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女儿出走国外，至今怨您，您后悔吗？

　　高耀洁：我不后悔，比我苦的人更多，在一些农村，有一些连饭都吃不饱。但对我的子女有愧疚，他们因为我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给需要的地方寄防艾书籍

　　记者：这些年，除了做有关讲座、救助病人、收养艾滋孤儿外，您还做了哪些工作？

　　高耀洁：我现在主要是向全国寄各类防艾书籍。今年4月我老伴去世，当时家里存有4万多册各类防艾书籍，都是国家正式出版物，我快80岁了，担心死后这些书没地方去。现在我经常给省、市图书馆寄书。每到一所大学演讲，也给他们的图书馆送书。很多年轻人都需要这方面的知识，这是我寄书的一个原因。

　　记者：我知道您出版了很多书籍，像《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中国艾滋病调查》等，目前有什么新著问世？

　　高耀洁：有两本书等待出版，一本是《十年防艾路》，还有一本是《艾之殇》。

　　到各地演讲都付不起路费

　　记者：您为何要频频出来演讲？

　　高耀洁：一方面，很多年轻人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老伴上半年去世了，有些寂寞。

　　记者：您在各地的演讲主要是什么内容？

　　高耀洁：主要是我所见过的艾滋病人。

　　记者：您会到浙江来演讲吗？

　　高耀洁：近期不会。上海演讲结束后，就到广州、厦门。主要是我付不起路费，我这次到上海做讲座，是上海一家电脑公司出资的。以前我还付得起路费的，但我丈夫生病后，花了一些钱，就付不起了。我做演讲不要报酬，但吃饭、住宿、交通都要钱，如果没有人援助的话，到各地做演讲比较难。本报记者金毅

　　李银河一夜情是最危险的

　　本报北京专电在今年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著名的性学家李银河女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作为一名学者，她不仅为人们有效防范艾滋病“支招”，而且表示将不遗余力投入“防艾”战斗，用学者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力量，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和预防艾滋病。

　　歧视加速艾滋病传播

　　记者：你是著名学者，曾来浙江大学做过预防艾滋病的讲座，研究工作中哪些方面涉及艾滋病？

　　李银河：我曾经是国家艾滋病防治委员会的委员，参与制定国家防治艾滋病的长期计划的修订，提示重点预防人群，并做过有关艾滋病文献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在做同性恋研究时，我曾经调查过同性恋者对艾滋病的态度，当时他们担心“暴露”比担心得艾滋病更甚。现在，通过同伴教育组织，他们对预防艾滋病普遍非常重视了。

　　记者：有一位艾滋病人曾说，她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人际关系的崩溃，可见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一直存在。社会民众对艾滋病的负面看法，会影响艾滋病的传播速度吗？

　　李银河：现在社会是有一种“恐艾症”，口口相传的一些艾滋病人的恐怖消息，传播这样消息都是很不正确的。

　　民众不应该歧视艾滋病人，歧视他们是不公正的，不尊重他们的人格。他们是病人，得了病已经很倒霉、很绝望了，应该关爱这些不幸的人。歧视艾滋病人，他们就害怕“暴露”，不愿意出来治病，不利于防治；并且很可能会激发他们的反社会心理，所以歧视会加剧艾滋病的传播速度，这样可能会伤及更多的人。

　　“一夜情”最危险

　　记者：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人群有什么共同特点？

　　李银河：中国刚开始发现艾滋病时，以血液传播为主，比如吸毒；现在性途径传播的比例在上升。仔细分析一下，艾滋病传播的人群以底层民众为主。无论哪种途径，他们很多都是因为贫困而染病的。所以，有人建议，中国的流动人口将成为今后重点预防人群。

　　记者：现在，艾滋病开始逼近普通人群，民众如何从意识层面来重视防范？

　　李银河：从1984年西方发现艾滋病，上个世纪整个90年代，欧美掀起了“安全的性”的风潮，现在他们的艾滋病的传播势头已经得到了遏制。

　　目前我国艾滋病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比率已经上升，对此，我认为有三种预防方式：最安全的是“禁欲”，提倡禁欲是一种手段，但当然不能完全靠它，否则人类将无法繁衍；第二好的是“虚拟性爱”，这是在网络与艾滋病兼具的时代中应运而生的，杜绝了病菌传播的途径；第三种就是“百分之百安全套工程”。这一工程是泰国的成功经验，如今已经在中国铺开。

　　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每增加一个性伴侣，特别是陌生的性伴侣，得艾滋病的几率要增加好几倍，所以“一夜情”是最危险的。

　　学者要用社会影响力“防艾”

　　记者：近年，陆续有一些艾滋病患者走到台前，用自己的遭遇来警示他人，这种努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李银河：是的。我觉得他们很勇敢，可以警醒民众。有的人对艾滋病还浑然不知，觉得离自己很远。如公开自己身份的女大学生朱力亚，她因为与留学生的恋爱而染病，说明艾滋病就在人们身边。

　　近年，中国艾滋病传播比率一直在上升，“防艾”不仅是政府的事，而是全民族的事。

　　记者：你是否将进行与艾滋病有关的课题研究？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履行承诺”，你认为学者应该如何为“防艾”出力？

　　李银河：我一直致力于同性恋的研究，因为同性恋也是艾滋病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我想我对于这个群体的宣传、引导工作，也是为遏制中国艾滋病传播出了一点力。

　　身为一个学者，社会影响力一定是高于常人的。所以无论研究、讲学、宣传，我都将不遗余力地为“防艾”而努力，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艾滋病的危害，并有效地预防艾滋病。

　　记者：作为一个学者，你对少数人的另类生活方式一直抱有宽容态度，但也有人从传统道德出发质疑你的观点。如果撇开道德评判，人们的另类生活方式与预防艾滋病产生冲突的话，你认为应该如何对待？

　　李银河：人的权利和性安全是两回事，每个人都要注意健康的“自我保护”。我不止一次重申：每增加一个性伴侣，得艾滋病和性病的风险就成倍上升。本报记者陈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