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尔街到抗艾明星

　　在接触到河南艾滋病人以前，他曾在华尔街服务，是个事业有成的银行家。更早，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东亚所硕士，儒学家杜维明的学生。

　　投身艾滋援助五年的时间里，他辞了工作，没了收入，如果要说有什么收获的话，就是收获了黑夜里纠缠不尽的梦魇，收获了四千多个孩子围着他叫他“杜叔叔”。

　　今年9月13日，他因在艾滋病预防与资助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国家青年商会颁发的“2006年世界杰出青年”称号。

　　但他还是说：“我现在还不敢停下来，我最大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死神。”

　　他叫杜聪，香港人，27岁的时候就任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年后，荣膺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杜聪在华尔街工作10年，理想是“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这既是杜聪亦是其父母的梦想。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杜聪首次接触内地艾滋病人。在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带领下进入河南上蔡后，杜聪义无反顾地终结了此前的理想。

　　如今，杜聪只有一个身份，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

　　该身份，他铁心伴它终老。

　　华尔街上的银行家

　　今年39岁的杜聪出生在香港，初中毕业后全家移民去了美国，在旧金山读完高中。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发现了首例艾滋病，然后进入高发期。旧金山正好处于风暴的中心，先是一群同性恋者莫名其妙地死亡，然后全城人心惶惶。杜聪的一位中学数学老师死于艾滋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鸡尾酒”疗法发明之前，几乎所有的艾滋病人都得死去，这是无奈的事实。

　　杜聪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本科，1991年在哈佛东亚研究院拿到硕士学位后又回到纽约，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工作。1995年，他被瑞士一家银行派驻香港，位居联席董事（相当于副总裁）。2年半后，他担任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杜聪在美国居住的13年，正是这个国家经历艾滋病从初现到高发的年月。

　　因为银行的融资项目常常涉及到高速公路和发电厂等大型工程，杜聪常有机会来到内地偏远的地方。贵州，他去过8次，还有山东、湖南、湖北等地。在那里，杜聪听说了艾滋病可能在蔓延。中国是否会重复美国的灾难？这让杜聪非常担心。

　　其实，杜聪对中国内地的了解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当他还是个香港中学生的时候，每年暑假，都会背上背囊行走中国内地。他去过新疆、走过丝绸之路，像任何一个地方一样，这片土地的光荣与耻辱、文明与野蛮，都铭记在他的记忆里。

　　当时感触最深的是：长期物质匮乏造成的恐慌清晰地写在每个中国人的脸上。譬如坐火车或长途汽车，200个人，只有50个位子，于是大家拖着沉重的行李争先恐后。必须爬窗，必须踩着别人的肩膀过去，因为错过这一班，就没有车了。而当时香港或美国的情形是，人们不会担心，因为错过这一班，还有下一班，社会有能力提供满足需求的交通。这是充裕和匮乏的反差。

　　1998年，杜聪与几个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智行，就是“把智慧付诸行动”。刚开始是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和安全套的发放工作。同性恋者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在加拿大和美国，艾滋病高发时，超过半数的感染者是同性恋者；在中国，根据张北川教授的调查，在29个省、市、自治区发现有男性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感染率为5.5%。顺便交代，杜聪也是个同性恋者。

　　性取向，很自然地让杜聪更关注艾滋病。当他面对2003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评审团，被问及性取向时，是这样回答的：“性取向不应该作为考虑因素，得不得奖要看贡献。”

　　

　　上蔡之行改变了他

　　终于，有人提醒杜聪，你最该去的是河南。

　　2001年底，杜聪见到了高耀洁。当时见面的情景，杜聪至今记忆深刻。

　　在一户人家里，高耀洁详告杜聪她7年防艾之艰之困之恨之憾。翌日，杜聪跟着高耀洁暗访河南上蔡、新蔡等十几个村庄。亲历种种，原本半信半疑、感觉不可思议的杜聪形容2001年底的河南之旅是“噩梦之旅”。

　　床上病人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发烧、溃疡、腹泻、痔疮、疱疹和缺医少药使临终者痛苦呻吟。杜聪痛苦不堪：“我从未见过一个小村庄里集中着这么多的苦难。白发人送黑发人俯拾即是。”

　　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离开村庄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失眠了，我倚在窗旁，凝望夜空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情绪攫住了。我得为这些人做点什么。”

　　辞职的决定，就是在那个晚上做出的。当时的杜聪，已经位至法国某银行的副总裁，但是在他眼里，对艾滋患者的救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光出钱不行，他得辞掉工作专门来做。

　　杜聪叱吒风云十几年的金融业职位，说辞就辞了。有人说他，有人笑他，他的父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劝他，但杜聪从来没有后悔。杜聪告诉记者当时只有白先勇肯定自己：“按你自己的意志走路。”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成功被定义得非常狭窄。我父母就常常跟我说：你要做慈善，完全可以兼职去做、业余去做，你现在年轻，积蓄可以供你不工作地生活上几年，但等你老了怎么办？其实我不是没想过老年，但是现在，我走不

　　开。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买珠宝、穿名牌的人，所以辞职了，生活水平上并没有太大的落差。”杜聪说，“一个人挨饿时给他碗粥比他饱时给碗肉更急需。而且我理想中的人只有我自己。”

　　倒是生活的重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杜聪都拉着拖杆箱行走在路上，即使是在救助工作上了正轨的今天，他每过六个星期，一定会去一趟河南。挤长途汽车、住蹩脚旅馆，成了这个斯斯文文、略有洁癖的香港人的家常便饭。他没有想到，辞职以后居然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挣，全年无休。

　　

　　救孤只求无相报施

　　最让杜聪不能忘记的是在中原某省农村的一个家庭，有三个很瘦的孩子躺在地上，他们的爸爸因为卖血得艾滋病死去了，而两个男孩由于母婴传播感染了艾滋病，那个母亲拉着杜聪的手说：“救救我的孩子！”杜聪只好实话实说：“我也许没有办法把你儿子救回来，但是我能确保你女儿有读书的机会。”

　　“我不行了，希望你能照顾我的孩子，拜托你了。”几年来，杜聪被几十位父母用这样的话临终托孤。杜聪对他们承诺：“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的孩子，让他读书。”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重诺，一诺千金，何况对临终之人的承诺。杜聪说：“我视托孤为缘分，我惜缘。”托孤之重使杜聪将防艾重心移向救孤。

　　在艾滋病人比较多的村庄，杜聪意识到，很多危在旦夕的病人已经认命，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而这些孩子在贫病交加中，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丧失了欢乐的童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心理甚至已经开始扭曲。

　　“我亲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长大要去找血站的‘血头’报杀父之仇；他们已经没有家庭的温暖，如果再没有道德的教化、没有社会的关爱，他们就是未来社会的负累。所以，我把受艾滋影响的孩子，列为救助的主要对象，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

　　杜聪的教育背景和金融专业训练决定他能将“智行设计得理性而专业，否则，有头无尾，不可持续”。“在最短时间内帮助最多孩子”，杜聪旨在以最经济手段达到最有效产出。

　　救孤与做银行家，杜聪自认有相通之处。区别是，助学获取的是人力资本，银行家获取的是利润。如果忽视或放任遗孤，那就是呆账坏账负资产。杜聪的志向是：不仅扭亏为盈，还要良性循环。

　　借鉴高耀洁的经验和教训，杜聪的救孤之路自起步之日便力求避免高耀洁曾走过的弯路。如：钱绝不能给孤儿及孤儿家庭，而是交给学校，以免孩子被亲属当摇钱树或钱被挪作他用。

　　杜聪还拒走为艾滋孤儿专设学校或孤儿院之路。孩子在封闭式的、标签式的同一背景中成长，不仅难以完成社会化过程，甚至会产生精神障碍。退一步讲，即使孩子本身正常，但当融入社会的他们被人知悉成长背景，身份歧视在所难免。因此杜聪的原则是：原住地助养助学。

　　杜聪的“智行”的资助模式是：凡符合条件——双亲或单亲患有艾滋病，其子女皆可在“智行”资助下免费入学。学费由“智行”付给学校，重点是九年制学生。考上高中或大学者亦在资助之列，无须面对面申请。杜聪追求的境界是“无相报施”。

　　该模式基于云南、四川的教训。杜聪曾多次被川滇艾滋家庭围攻，他们为争取有限的助学款毫无尊严地装穷装惨。杜聪担忧孩子会承续家长“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之乞丐心态。另外，助学款在同一村庄发放，受益者会给失助者平添心理重负，以致造成新的不公平。

　　

　　愿抛一辈子的“海星”

　　打开“智行基金会”的网站，首页是一则许多人都读过的《海星故事》——爷爷带孙女儿在沙滩散步，只见成千上万海星被潮水冲到岸上。暴晒之下，不少海星危在旦夕。爷爷将一只海星抛回大海。孙女困惑地问：“成千上万的海星，你都能扔回去吗？”爷爷答：“我救的海星只是万分之一，但对回归大海的海星来说，就是全部。”

　　这不仅告诉人们“智行”行动的意义，亦是杜聪“挺不住时候”的强心针——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中国目前有7．8万艾滋孤儿。2010年将产生1000万HIV（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人和26万艾滋孤儿。

　　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杜聪所做的只能是杯水车薪，“用一桶水去救山火”。白先勇点拨他：“不要把自己当救世主，救一个是一个。”此话如药，杜聪的积郁渐消：“艾滋病就像一场熊熊大火，我就是一名救火队员，我不可能把这场火给灭掉，但火里有人，我就得一个个把他们从火里拉出来，能救一个就是一个，救火队员的任务是先要把人都救出来，我在救人，而不是火。”

　　在多年的实践中，杜聪建立了一套“智行”的工作程序：以村为单位，在村诊所的协助下，一村一村排查，一个村子查干净了再进驻别村。第一学期，“智行”资助127个艾滋孤儿。现“智行”模式实施5学期，资助了河南、安徽、广东、山东4个省中7个县近60个村的4000名孤儿，其中包括2000多名小学生、1000多名初中生、300多名高中生和100多名大学生以及一些学龄前儿童，平均下来，每个学生一年大约受资助1200元左右。

　　大学生，无疑是被资助者中的最优秀群体，杜聪视他们为“负资产变良性资产的典型代表”，他期待他们“凤凰浴火新生”。无意继续求学的初中毕业生，杜聪尽力给他们寻找养家糊口的机会。杜聪与在广东东莞办厂的香港老板达成协议——不暴露打工者身份，接纳一批18岁以上的艾滋孤儿，月收入700元。

　　有人问杜聪：“你需要他们报恩吗？”杜聪的回答是：“不需要，但是我觉得他们需要给社会报恩。以前我觉得反正你做了好事，善事，不一定要他们知道。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孩子这样长大的话，他们不知道谁在供他们读书，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他们也不会感激任何人。这些人长大以后，不会有一个回报社会的心，也会很自私。后来我觉得我希望培养他们有一个感激的心，回报社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