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首趟民工列车驶出金华站时，我们才得知这趟车已超员120%。

　　来来回回挤了几次，每节车厢里一些人的脸孔开始变得熟悉起来，有时为了挤过去，就顺便套个近乎，说句“你好”。

　　但要通过，总是要让一些人站起来，或者挪个位。我们感觉到，有人已从小声嘀咕到了埋怨。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中有几个人终于弄清楚了我们为什么总是挤来挤去，于是会对边上的人说：“记者、记者。”

　　这给我们采访带来了方便。

　　讨了老婆生了娃，老家还不知道呢

　　上车第二天的中午12点半，在16号车厢，我们挨着一家三口人坐了下来。

　　“在哪打工啊？”我问约30岁的男子。他穿着一身新衣服。

　　男子看着我，嘴边的肌肉抽动几下之后，说出“杭州”两个字。

　　“几年没回老家了？”“2年多喽。”

　　觉得实在聊不下去了，只好拿他孩子说事，又问：“儿子？多大了？”他点了一下头后说1岁多。

　　出门2年，儿子1岁多，看来小孩是在杭州生的了。两个打工的在外生个孩子，不容易。

　　好不容易，终于弄清楚王兴祥这一家三口的事。

　　2004年底王兴祥来到杭州，先在一个食品公司打工。2005年上半年，爱霞也被招进公司，负责烧菜做饭。有一天，王兴祥对爱霞说：你这个人肯做事，我瞧得上你。

　　到了7月左右，因公司生意不好，王兴祥只得离开。临走时，他找到爱霞，说：“我要走了。”“那你带上我一起走。”对方回答。

　　之后，王兴祥到一家电器厂做翻砂工。两人在祥符桥租了一间农民出租房，每月100元。王兴祥说，她是甘肃人，大家住一起有个照顾，还省点房钱饭钱。

　　同年8月，王兴祥得知爱霞怀了孩子，便决定生下来。他说，翻砂工是累了点，工资计件算。现在，他一个月能挣到1300元左右的钱。这钱能养活她和孩子了。

　　问了7次，他都说“还有半个小时”

　　这次回家有个大问题总挂在两人心头：“回去父母会怎么看，能不能让我们补办结婚证？”我们决定送他们回家。王兴祥和他老婆听后点点头。王兴祥的家在织金县的珠藏。他说不清回家多少公里，只说要半天时间。

　　火车到贵阳是凌晨1点左右，王兴祥说要等到天亮才有车，于是我们叫了一辆当地的士出发了。因为要去山里，为了安全，杭州乘警支队政委卢兴财带了警用手电，挤车和我们同去。

　　凌晨3点半，我们找到珠藏。到珠藏后，车拐进了一条小路。这哪里是路啊，全是一块块大小石头，突出在黄泥水里。

　　车像蜗牛在爬行，底盘碰撞石头发出格格响，像锤子敲打在我们的心上，感觉真是受不了。半个钟点，向前爬行了1公里。司机没辙了。

　　王兴祥背起儿子，我们4人分了行李。在泥浆路上“叭嗒、叭嗒”向前走。走了不远，鞋便进水了。真是难走，不小心好几次差点滑倒。王兴祥背了儿子，拎着大行李箱一路走在前面。

　　还要走多久？问了7次。他每次都说，还有半小时吧。

　　就这样，从4点半走到5点半。我们明知道问也白问，但还是想听听王兴祥的声音。

　　“从这儿上山，近一点。翻过就到了。”

　　上山的路尽管吃力，但路干一些，这自然让我们信心增了不少。

　　是山，但没有路。我们爬20多分钟后，觉着越来越累了，有时气也接不上来，再看看脚下，嘿！摔下去就完啦。

　　“停一停吧！”荒山坡上，好吓人。

　　一座山总算爬过去了。这时候，我感觉手里的袋子沉得不行。政委也已把行李箱扛在了肩上。

　　“翻过了那山，就到。”总算没说那半小时，我们觉得有门了。这时候，其实我们也没了退路，不跟着他们两人，我们走不出这山的。

　　下山很难。政委一路上担心那小孩，因为我们时常滑倒，怕“连累”他们，孩子会出危险。所以，每每自己脚下一滑，谁都会叫一声“小王，当心孩子。”

　　原来，我们是从他们村的后山抄的近路，说是路，其实是下雨冲出来的陡沟。这最后的几十米，真是摔着下去的。

　　凌晨7点10分，天蒙蒙亮。我们看到了几间草屋。

　　父母的笑容，让小两口的心放下了

　　我们从后山下到村子里，各家各户的狗便狂叫不停。随着狗叫声，王兴祥走到一间小茅屋前时，一位大伯出来。

　　“爸。” “来啦。”爱霞抱着孩子跟在后面。大伯又说：“还有个娃？”我们跟随他们一同进了门。

　　“啊呀！”走进室内什么没看清，一股刺鼻煤气扑面而来。这是一间四面透风的草屋，后来听说是1968年盖的。窗和门看得出用的是木料，顶上盖的是草。走近细看，原来墙体用竹篾编成，然后两面涂上烂泥。时间久了，泥已掉了不少。

　　爱霞将小佳佳轻轻抱上木板床。我走近伸手摸那被子，感觉薄薄的，还有点粘。

　　不久，王兴祥的母亲也从里间出来。两位老人轮着去抱因为陌生而哭个不停的孙子。

　　我在现场没听到什么对话，两老一直笑着。因为这笑，相信王兴祥小两口的心也就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