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即日本经济起飞以前，由于营养不良而个儿矮，仅一米六三。“那是和我同年出生的日本男人的平均身高，”他说到此嘿嘿一笑，有点儿无奈有点儿自嘲，好像他是幸存下来的日本现代化的史前动物。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说到自己的导师他满脸敬仰，似乎让别人也分享这阳光雨露般的恩泽。在导师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积攒下银两，为了到北京留学。做店员的记忆并不怎么愉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几百个躬。”

　　在北京，他与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他死活要留在北京。“一想到回日本每天要鞠那么多躬了，我就怕。”他说。说到日本人的鞠躬，我算服了。若是在日本看见有人在电话亭边打电话边鞠躬，电话线另一头肯定是老板。

　　我跟AD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在人大读书的晓阳正学日文，时不时组织郊游。AD是人大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老乡，也被捎了进来。先是草地上的交谊舞，野餐，赛歌，最后一道节目是诗朗诵。晓阳把一个胖乎乎的日本女留学生的诗结结巴巴翻成瘦瘦的中文，非逼着我当众朗诵，再把我那瘦瘦的诗翻成胖乎乎的日文。那些漂亮潇洒聪明伶俐的纷纷从友谊的离心机甩出去，只有老实巴交的AD留下来，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宾。正赶上他手头拮据，积蓄快花完了，还得缴学费，于是比他穷十倍的我们发出了邀请。“只不过多添双筷子而已，”这句中国人的客套话撞上了个诚实的北海道农民，一到周末开饭，他准及时出现在门口。

　　我们家还有另一位常客，是我前妻的中学同学的姐姐AL。她五大三粗，离婚携子，职业是在北京某公园游船部钩船。要说这活儿不易，要把那些等待靠岸的特别是满载爱情的小船钩回，得又稳又准才行。可她却怎么也无法为自己钩到这么一条船，难免心有戚戚焉。那时没有电话倒省事儿，她推门就进，一泡就是一天。那时诉苦就等于如今的心理治疗，区别是不仅免费还得管饭。于是AD与AL在我们家认识了，孤男寡女，难免有非分之想。

　　1982年初夏，我们带上AD与AL一起去白洋淀。我们把身材矮小口音浓重的AD说成是广东人，众人不疑。从白洋淀归来，两人出双入对，AL和AD两人出双入对不久传来订婚的消息。谁想到节外生枝，这婚事遭到女方家里的强烈反对。这是世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根源。朱丽叶的父亲放话说：“嫁谁都行，打死也不能嫁日本人。”让北海道的罗密欧傻了眼，不会甜言蜜语，他在朱丽叶家的床头盘腿呆坐，像一片茶叶那样无辜。这诚实的攻心术外加强势的日本电器，游击队长终于松了口。罗密欧与朱丽叶终于有了后现代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