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为了应付民工潮，铁路部门曾经开过一种由货车改装成的棚客车。人们管它们叫做大棚车。黄回生告诉记者，就是这种棚车，里面还是人挨人，往往还没开车，就已经有人因体力不支晕倒被抬下车。“那时候计划经济的味道还很浓，只要把人运走完成任务就好，哪管人坐得舒不舒服啊。”

　　“后来有了绿皮车，又有了空调车，车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以前那种夹杂着脚臭、体味的气味，渐渐没有了。”自从1996年之后，火车开始提速，铁路也开始了5次自我革命，现在的开行时间大为缩短。

　　在今年32岁的杨建军眼里，如果说火车的变迁让他每年一次的长途迁徙不再那么遭罪，今年春运不涨价的消息更让他悄悄地舒了一口气。“车票不涨价了，省下的钱可以给妈妈带件新衣服呢。”在杭州临平一家箱包厂做修理工的杨建军是贵州遵义人，在外打工7年。从广东到宁波，再从宁波到杭州，杨建军称之为“漂”。

　　“过年了，家总是要回的。”杨建军说，前几年，回家要几个老乡一组，轮流到几个售票窗口买票，有时候甚至要排上好几个通宵。从2004年春节开始，他们第一次不用自己买票。“早就听说春运车票难买，那一年很幸运，是工厂给我们订的火车票。听说现在火车站也会提前开始预先发售民工团体票呢。”

　　尽管如此，每年春运涨价仍是杨建军们心头的痛。“一年就一次，多花就多花点吧，谁让咱中国人多呢。”杨建军们每每这样自嘲。“今年好了，终于不涨价了，看样子铁老大也越来越人性化了。呵呵。”在城市里漂了7年的杨建军很为自己想出了这个新词而得意。

　　这些变化，在杭州火车站工作20多年的售票员方萍萍脑海里，同样记忆深刻。

　　1991年开始，方萍萍调到售票窗口工作，那时候城站售票窗口一共才16个，另外还有武林门和浣纱路两个预售点。高峰时候的队伍可想而见能排多长。

　　“现在城站的30个售票窗口已经全部开起来了，全市还有27个代售点，这几天我们打算把北大厅也开出来，那样的话春运期间杭州的售票窗口一共有97个，跟20年前比一比，翻了十倍都不止。而且现在学生票、民工票都可以预订团队票了，让回家的路走得顺畅些，我们也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