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之后，愈来愈向往这样一种生活：晴耕雨读。

　　一条青溪，两三间土屋，四五亩田地，在村庄之外，在山脚之下。如果我能成为它们的主人，那我就将自己购置了多年的数千册藏书搬进最宽敞的房间。木质的书桌应该宽大而牢固，除了能摆放纸张笔墨和几本正读和要读的书外，最好还能有一台灵敏度很高的木壳收音机。至此，我可以很坦然地享受宁静逍遥的日子了。而我的身份呢，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夫，也不是货真价实的书生。我希望自己能介于两者之间，能沾一点两者的气息，进而成为一个难得的自由人，即自由地耕种，自由地读书。或者说，晴天，我就下田耕作；雨天，我就闭门读书。间或有亲人惦念而至，我们就唠点农事，拉拉家常；偶尔有朋自远方来，我们就聊些时事，谈谈学问。亲人们会走的，朋友们也会走的。一个人的日子，如果有些寂寞的话，可以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或者干脆披衣而出，到溪边，到地头，听听溪声，闻闻鸟鸣。这样不知不觉间，脑海澄明了，心地开阔了，一个人不再孤独了。

　　想着真是美啊，虽然是空想，但我又不能不想。而回望自己的人生之路，觉得这一切曾经是可能的，但还是错过了许多机会。

　　说实话，为了完成从农民到一个读书人的角色转变，我经过了多年的不懈努力。在生命历程的前一半里，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已逝岁月的后一半中，我是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当农民的时候，我守望着山地和村庄，每天面对的是四时农事；做读书人和写作者的时候，我是在城市，整天接触的是书本文字。这二者啊，仿佛是在一道分水岭的两侧，它们是隔离的，也是绝缘的。因此，当我艰难地翻越“分水岭”，由一侧来到了另一侧，我在得到新的身份认同的同时，也标志着我从此失去了旧有的身份。事实是，自从我亲近了书本文字之后，曾经熟悉的所有农事都离我越来越远直至与己无关，我手心里的老茧也由此渐渐变薄变小乃至彻底消失。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我还轻易地放弃了故乡的几亩薄田，几间老屋和一片成林的果园。现在回想起来，内心总是充满了自责。

　　转眼间在城市生活了二十余年。虽然活得卑微，但我并不自卑；虽然活得艰辛，但我并不自怨。因为我一直坚守着读书人的基本准则，并以此来自觉维护生命的自我尊严。读着写着快乐着，我在努力实践着在别人看来不合时宜的一种可能的生活。事实是，此生我再也离不开已有的阅读生活了。我之所以想念农事，眷恋田地，说穿了其实是希望能够远离都市的喧哗与骚动，然后在大地的某个角落，在绿树掩映之中，在瓜棚豆架之下，在田边或是在地头，尽可能地开卷展读自己想读的每一本书，尽可能地思考自己想思考的每一个问题，并以这种方式来体现生命的一种自觉与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