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讲的“中华文化的记忆”，其实也就是“中华文化中应该被选择的重大记忆”。

　　唤醒一种记忆

　　就是唤醒一种文化

　　19世纪后期，中华文化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先是两次鸦片战争，再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后来又遇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军事上的一连串可怕失败带来了文化上的绝亡心理。

　　眼看着高山将崩、大厦将倾。蹊跷的是，恰恰就在19世纪最后一年的深秋，一个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而他，又正巧是“京都团练大臣”，承担着联络义和团、保卫首都北京的责任。在他发现甲骨文后才几个月，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他这个首都防卫长官不愿成为侵略者的俘虏，又不甘擅离职守，就壮烈自杀。

　　我最注意的是，为什么恰恰让这位首都沦陷时的防卫长官发现了甲骨文？我想用艺术的语言说，这是祖先在冥冥中要让后代在灭亡前激活一项重大的文化记忆。

　　几乎在发现甲骨文的同时，又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唐代。请大家想一想，在八国联军的枪炮、铁蹄下，一个活生生的起点——商代和一个活生生的高峰——唐代，同时出现在国破家亡的中国人面前，意味着什么！

　　激活一种重大的文化记忆，足以挽救整体生命。文化的灭亡，从失去记忆开始。只要唤醒一种记忆，也就是唤醒了一种文化。但是，这种记忆必须是重大的，而不是琐屑的。

　　那么，我们也就把甲骨文所刻画的商代作为中华文化第一个重大的记忆吧。商以前的夏，或者更早的时代，还要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

　　人类有一种顶级哲学

　　是用中文写的

　　在甲骨文所刻画的商代之后，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重大记忆应该放在哪里呢？毫无疑问，放在老子、孔子和他们引领的“诸子百家”时代。他们为中华文化进行了精神奠基。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全人类进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时代，最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常常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可以举例说说他们的年龄对照。孔子只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大6岁；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5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波斯的精神鼻祖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份有多种说法，据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他去世的那一年正好孔子出生。

　　这个年龄对照表说明，他们确实是一起来到世间的同代人。他们还有分工，各自显出不同的重点。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缅怀那个时代：当时，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不同的重点，也成为一种文化遗产而铸就了几种文明的后世特征。例如中华文明到今天还是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沉重和复杂，这就是历史的一种累积性设计。

　　不管怎么说，在人类文化进行共同精神奠基时，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成了主角之一。

　　首先值得我们记忆的人，是老子。

　　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10位最重要的作家，老子名列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也就是那五千字的《道德经》。据报道，当今国际间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老子》。可见，老子的影响在他的祖国还有待于大大提高。

　　西方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有了老子，我们可以说一句，处于峰巅上的那种哲学，是用中文写的。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来越显出价值。例如他主张简约，拒绝对自然、对社会的过度耗费；他主张不争、不辩，不要把胜败输赢

　　当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等等。原来，我们在当代社会的严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了精神根源。

　　与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觉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经混乱，君子就应该担当起不断讲述、四处传播的责任，不应该轻言放弃。

　　他不会出关隐居，恰恰相反，而是创办了一所“流浪大学”，周游列国。初一看，他到处受阻，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实际上，他在带领学生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考察。

　　孔子的学说，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我觉得，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申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认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张有可能早已过时，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却有永远的价值，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对于君子之道，孔子并没有对君子下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

　　对于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特别能显现意义。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两“道”的记忆。

　　还有哪些重大记忆

　　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值得记忆的应该是帝国时代。历时400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开始产生了真正的国家自觉，进入了“中国之中国”时代。此后的文化思维，也就有了九州方圆、社稷国家的底座。

　　与此同时要记忆的，是中国又快速地进入了“亚洲之中国”的时代。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遭遇到了来自于“九州方圆”之外的另一种精神瑰宝，中华文化谦虚了，又因融合而强大了。

　　从“亚洲之中国”进入“世界之中国”的路途很长，要等到马可·波罗和大量欧洲传教士的来访和郑和的远航。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对于中华文化的记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所谓横向，也就是摆脱历史顺序，从逻辑上来感悟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前些年我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巡回演讲，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华文化的长寿秘密”，这就是横向的归纳了，我主要讲了三个方面。

　　

　　第一，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

　　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思维。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

　　比哥伦布探险早60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

　　远征即便胜利，也极大地耗损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题，牺牲了大量青壮年，也就是文化传承的主

　　体，又让一种文化在水土不服的异地自然枯萎，更不必说，远征很可能带来报复，而任何报复都是残酷的，必以毁坏被报复者的文化作为前奏。

　　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

　　

　　第二，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

　　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冬天的“极端”是春天，夏天的“极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热都极端不了。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第三，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

　　我考察了世界上很多地区，深知现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无序的地方却很多。

　　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

　　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每3年在全国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积很大的国土有效管理起来了。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在乎”

　　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使中华文化变得立体。

　　与三个“不喜欢”相对应，我选了三个“不在乎”，对中华文化的几项生态性缺憾作举例说明。

　　

　　第一，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

　　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我前面说了，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

　　

　　第二，中华文化不在乎实证。

　　中华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奸、善和恶、贵与贱，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这样一来，就给虚假、伪饰、谣诼、冤案、假冒伪劣产品留出了广阔的地盘。

　　这个问题严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发现，在明代国家档案《明实录》中，即使是关系一国命脉的经济数字、军事数字，都严重不实。

　　我们对于谣言，喜欢“无风不起浪”的判断，造谣者在顷刻之间就赢了一半。被谣言伤害的人也历来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逻辑来自我安慰，结果谣言充斥四周，无法以实证来消除，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

　　

　　第三，中华文化不在乎创新。

　　这一点，大家都可能有所认识了吧？政府一再强调，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于自主创新，可见中华文化的这个历史缺憾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时候了。

　　这一点也是从中华文化的优势中翻转过来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成果多，回过头去学习、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想到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中国最受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中国最推崇的艺术家，往往是各方“无争议”，却不知道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规范的挑战，不可能“无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