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段一：

　　留下了读书的种子

　　商民住宅无偿用作学生住所；依然维持正常教学

　　在西南联大史料中，我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当联大师生徒步迁徙经过玉屏县时，看到县城里到处张贴着一份署名县长刘开彝的布告，布告内容大致是：国难当头之际，大学生是振兴民族的领导者，全县人民必须爱护。现在他们要经过此地，因本县无宽大旅店，县城内的商民住宅，都要开放作为各大学生的住所。大家要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并提供种种便利。

　　抗战中，平津以及东南沿海几十所中国大学迁徙到大后方，如此大规模内迁，为何在战争中没被摧毁，反而发展壮大？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比如普通民众的大力支持等。但我要说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国人对于学问的重视。在这一点上，国民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们意识到这是一场长期战争，日后建设需要专业人才，所以没让大批大学生和教授上前线。当时的教育部在详加考虑后认为：“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 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 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教育部调整了学校的布局，特意搬迁了一些学校到西北；调整课程，大量扩充理、工、农、医等专业，以适应战争需要；同时指令各高校，必须开设许多与抗战教育相关的课程。虽然有为战争服务的实用知识传授，但在西南联大等，还是侧重基础学科，数理方面尤其突出。

　　“维持正常教学”，这句话非常重要。比起苏联卫国战争中，很多大学师生上前线当列兵，最后牺牲在战场上，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国民政府只是在关键时刻，才征召西南联大学生当美军翻译。这样的决策，必须给予肯定。其客观效果是，为日后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留下了“读书种子”。

　　片段二：

　　联大人胜在“心态”

　　压在纸背的心情——普遍对“责任”两字有很好的理解

　　战争烽火中的大国大学，发生了很多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开进燕京大学，日后的北大教授林焘等一行6人投奔自由，从北平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复学，一般只需要20来天，他们竟走了两个多月；联大教授浦江清从上海出发，花了177天，经苏、皖、赣、闽、粤、桂、贵、云8省，穿越重重封锁，来到昆明任教，只为践西南联大之约。表面上看起来，学者们似乎埋头著述，不顾国难，金岳霖写《论道》，冯友兰写《新理学》。可其实他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悲愤正是他们著述的动力。金岳霖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他说，要使它有中国味。他觉得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那时联大文学院师生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六朝”，背后的因素是“南渡”，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南渡”，全都没有复国，这是他们最担心的。南渡的悲愤，北归的期待，艰难中崛起，信心与意志——这就是战争环境下的大学故事。

　　所以，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贡献，精神是第一位的。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联大的历史，是一部中国读书人的“心态史”。联大学生何兆武后来在《上学记》中提到“幸福”：西南联大时期，大家直觉：战争一定胜利，战后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是幸福的。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大学生，普遍对“责任”两字有很好的理解，有自己特殊的情怀。朱光亚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那是理所当然的。不像今日，需要找到什么理由；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后，美国人一直不相信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认为一定有外国人在其中帮忙。上世纪70年代，杨振宁回北京时，追问好友邓稼先，到底有没有外国人参与。当他最后一刻准备登机离开时，收到邓稼先的一封信，回答是：没有！那一刻，杨振宁潸然泪下，个中滋味，有没有对自己不能报效祖国的内疚呢……

　　我说这些，是希望诸位和我一起体会前辈做学问的“态度”，以及那“压在纸背的心情”。

　　

　　片段三：

　　全力培养本科生

　　本科教学不受重视，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评价一个大学，主要看它的学术成果如何。那么，从这个角度，如何评价西南联大？有校友回忆说：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而已故数学大师陈省身则称：“大家都是矮子的时候，它比较高一点，没什么了不得。”

　　毫无疑问，这个生存在动荡不安战争年代的大学，“生产”了很多著名人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和杨振宁。但请大家注意，联大校友中，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绝大多数都留洋。事实上，西南联大最大的“学术成就”，是它的成功的本科教育。

　　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说：“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4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 “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这些学校的教师对于教学的认真的态度都很好，比起美国今天的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平均讲起来要好。这个结果是，一个好的学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学到很瓷实的知识、学到很深入的知识、学到很广的知识。”

　　李政道则这样形容他的老师们：“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

　　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理解是，除了教书育人的理念，还有一个原因，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学校实验设备很差，好些专业的教授没有条件做专深的研究。所以，教授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培养学生上。这不同于今日中国大学之拼命发展研究院。本科教学不受重视，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老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这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评职称时，似乎只有研究成果才能够明显体现一个老师的水平，而教学是虚的，很难用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每次评职称，因为教学好而评上的，很少很少。加上很多大学，尤其是不太自信的大学，都会把论文的数量作为一个硬杠杆来要求老师，最终导致老师们在本科教学上不用心。

　　没有能力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无法强调专深的学术研究（人文学另当别论），这本来是战争状态下中国大学的局限，可西南联大的这一缺陷，反而成全了教学，尤其是本科生的教学。联大九年间培养的研究生数量很少，真正完成毕业论文的，总共不足百人；但它培养的本科生，后来不少却做出非常出色的业绩。他们当中有人回忆说，出国后，发现自己的专业基础水平并不逊于国外名校的学生。

　　片段四：

　　今天我不想谈校长

　　教授治校的制度，基于对知识共同体的信任

　　谈到西南联大，总有人要求我谈当时北大、清华、南开的3位校长。可我拒绝从校长的角度来谈西南联大，为什么？时人喜欢从校长说起，我猜测这其中也许有“官本位”的因素，或者说，人们习惯于这么讲故事，从校长说起，线索简单，效果也好。

　　但我认为，这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3位校长中，长期在昆明的是梅贻琦。他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的“王帽”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

　　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当大量档案、公文、小说散文、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展现在我面前时，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校长的故事”，而是五彩缤纷、生气勃勃的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北大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清华的教授治校（严格要求）、南开的应用实干（坚韧不拔），三者合起来，去弊存精，形成了西南联大的精神和校风。

　　而在体制上，以清华的“教授治校”贡献最大。联大不以校长或学生，而以教授为中心。

　　而这一知识共同体，有共同的精神志趣，也有大致相同的学术背景。当时3校共拥有197名教授(含副教授), 其中97人留美, 38人留欧陆, 18人留英，3人留日。3名常委中，2人是留美的；5名院长都是留美博士,26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外, 均为留学归来的教授。

　　教授治校的制度，基于对知识共同体的信任——大家有大致相同的学术理念，能够同舟共济。而且，这3所大学战前就有很多联系，教授中多的是在这中间自由转换、互相兼课的，故合作起来没有任何障碍。没有这一点，光靠3位校长和睦相处，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学生也很重要。冯友兰曾形容：抗战中“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9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正是此逆境中师生的“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