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不过，这场伟大变革并不是突然就发生的，而有一个准备、有一个预演。我理解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因为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和失败。

　　1959年至1960年，河南信阳地区在反右倾、瞎指挥、浮夸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1960年秋，接到信阳事件报告后，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其中提出“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随后，1962出台了《人民公社60条》，决定缩小公社规模，承认自留地、私房、宅基地。在很多地方，60年代初包产到户形式就蔓延开来，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生产体制，比如当时广西龙胜县42％的生产队，甘肃临夏70％的生产队，以及安徽85％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

　　也是在1961年，广东宝安县委提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对边境农村实行“三个五”政策，允许每月5次、每次带5斤副食或不超过5元的商品入境，同时向香港出售稻草、河鲜杂鱼，并用外汇购入化肥、农药等。

　　但是，这些早期的变革尝试，顶多是逼出来的权宜之计。后来经济有所恢复后，“左”的路线又有抬头，又开始批判包产到户，搞“穷过渡”，甚至“用无产阶级专政办农业”。这也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机制：非闹到日子过不下去，才不得不从实际出发，大体是一种“危机改革”的动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