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肯定，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此中国发生了巨大而不可逆转的变化。农村改革和特区开放，两端发力把整个神州大地卷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我这里取一个角度来观察经济体制大变革。过去全盘公有化的计划体制是一套权利界定，因为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在改革开放中被重新界定。概略地说，我国产权制度的变迁是分为四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个层面，是原本在法律上全盘归国家和集体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全民”或“集体”为其所有者，所有具体的、有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在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地位？到底公有制里面可不可以再划分出一些权利界线来？改革开放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公有制可以通过承包合约再把行为的权利——包括责任和义务——重新界定到个人。农业承包，工商业承包，就是这个层面的权利界定。

　　第二个层面，通过承包划出来的私人使用权，又进一步发生了转让。就是说，从使用权演变为转让权。这当然引发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可转让范围的确定、转让价格的形成，等等。其实，全盘计划转向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就是资源的转让权。什么叫市场经济呢？一般讲就是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什么是价格机制？无非就是有人喊价，有人还价，而喊价应价都首先是一个权利，如果没有喊价权和还价权，教科书上写的“市场价格”从何而来？于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二个层次就启动了市场经济，从使用权入手，进到转让权、定价权、喊价权和还价权，资源配置就再也无从靠苏联教科书那一套范畴运转了。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私人产权。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就是承认劳动者拥有对其劳动能力的控制、拥有、支配、订约的权利。再比如“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个人可以合法拥有并利用，并可以与其他经济要素结合起来创业，办民营企业。这一条，是对中国生产力的解放。在原先铁板一块的计划社会里，冒出了一大批企业家。如果没有这层权利界定，当年的陈志雄就不能去养鱼，年广九就不能炒“傻子瓜子”。这在当时都引发了大争论。回头看，如果没有对企业家才能和创业权的承认和保障，怎么会有后面的大局面？谁能够想得到，柳传志领导的联想从计算所的传达室打到纽约？马化腾这么个年轻后生就“抓”得住几亿QQ客户？马云立志为全中国中小企业服务怎么就能心想事成？

　　第四个层次，就是无论承包来的、转让来的，或者新建立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互利前提下放到一个市场合约里面来，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即现代企业制度的兴起。传统公有制非排斥、消灭私产不可，但现代股份制经济却以私产为基础，通过一个合约形成“公司”，也就是私产为基础的公产。这是第四个层次，也是集积新的生产力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个层次，资本市场从何谈起？

　　事实上，这四个层次的产权改革，到今天还有大量未解决好的问题，还引发不同意见。不过从大势看，这条路到底是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