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是傍晚，可是树桠上的知了还是在扯着嗓子叫。杭州七古登一带的路边又差不多到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有人端着饭碗蹲在街边吃晚饭，也有人摇着蒲扇跟老乡们用家乡话聊着天。这一带的农民房几乎都被外地人租住了，一两句安徽、苏北的方言不时地飘进路人的耳朵。

　　这个时候，余新岗的小杂货铺里顾客不多。他一只胳膊靠在柜台上，另一只手不时地擦下汗。虽然这几天都是三十五六度的高温，但是他还是舍不得开空调。看看路边那些和余新岗一样，在这个城市里讨生活的外乡人，余新岗禁不住叹了口气：“真是难啊！天这么热，大家都不开空调，都在外面乘风凉。”

　　去年4月份，60岁的余新岗只身从桐庐来到杭州市区，在七古登租了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开起了杂货店。7月的杭州，近40度的高温，余新岗靠一个小风扇，从早上9点到夜里2点开着店面，每天忙活16个小时。老余说：“能撑到现在就靠着我这副好身子骨。”老家的儿子结婚，婚房是借钱盖的，女儿上大学，一年6500块钱的费用，所有这些都要靠老余的这爿小店。

　　夏天小店的生意还算好。但是物价一直在涨，原来一箱可乐进货51块钱，现在涨了2块，摊到每瓶上多了不到2毛钱，原来5块钱一瓶的总不能卖5块1毛6，只能保持原价。余新岗做的是街坊邻居生意，他怕涨了就没人买了。“我不能涨，在我小店里买东西的大多都是在这里租房的外来民工，别看这一毛两毛，都是触动他们神经的。大家都是打工的，说实在的，喝瓶可乐都要掂量掂量。”涨得多了，大家自然会跑到大超市去买便宜的。“每件东西都这样，每个月比以前少赚了六七百。”

　　可家里账要还，女儿学费要交，对余新岗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省。“我一个月最多花150块钱。自己是开杂货店的，8毛钱一袋的榨菜，我省着能吃三天。”蔬菜这两天虽然有所回落，余新岗还是舍不得买菜。“我到隔壁饭店拿人家剩下不要的菜吃，我60岁了呀！”说到这里，话音停住了，余新岗把头转了过去呆呆地望着门外，热浪一阵阵地扑来，长时间的沉默，只听见电风扇“呼呼呼”吃力地扇着。余新岗把手盖在眼睛上，悄悄地抹下已滑落的泪水。

　　余新岗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店里的生意和老主顾的光顾，他靠着坚忍和节约守护着自己的希望。“我苦没事，我不能再让我的孩子苦了。不管怎么样我要把女儿供出来！”说起女儿，余新岗露出骄傲的神情，“我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在宁波理工大学。虽然放暑假了，我也不让她来看我，一是没地方住，二是怕她看了为我担心。可她懂事，前几天打电话告诉我说是在老家找了份兼职。还劝我不要那么辛苦，她会努力的。”说到这，余新岗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