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被“双规”已过20天，有知情人士透露，郭京毅案件确实是因为受贿，但并非之前传言所指的某特定外资并购项目，而是涉及多部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这可能成为中国史上第一起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官员受贿的案件。（9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解释，实质上都是权力和权利的再分配，法律问题往往也是经济问题。一旦立法者、释法者被利益集团“寻租”，便会产生利益偏差，造成立法腐败。

　　立法权、释法权是相当大的一种权力。正如业内人士解释商务部条法司职责时所言：虽然这个部门的职责只是法规的制定和法律适用标准的释明，但这种适用的解释，权限是相当大的，它很可能以公权力的公开方式，去保护了个别群体的局部利益。一旦如此，某些行业与集团的利益虽然得到维护，却会以牺牲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甚至国家利益为代价。

　　比起简单而直接的权钱交易，通过制定法律与解释法律来谋取利益，专业性与隐蔽性都更强，因此危害性也更大更深远。应该承认，长期以来，全社会对立法腐败问题是不够重视的，对于制定解释法律也能成为受贿的筹码是缺乏警醒的。所以，郭京毅案发后，有律师担忧，“按照现有法律可能无法定罪”。所以，必须有针对性的防范与杜绝：防范之道，则在于加强立法与释法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与相关约束。

　　其一，继续推行“开门立法”，加强立法释法过程中的民主性与公开性，避免成为个别人与个别部门的“专利”，其中很重要的渠道是通过媒体公布、征集专家意见等方式，最大程度地“揪出”有偏狭的内容。其二，人大在立法审议中对涉及利益分配的内容加强审查，现在来看，不仅仅是法律条文，也需要监督释法条款，这需要加强人大的专业性，各级法制办也必须强化自己的职责定位。其三，应加强行政立法的程序规范，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等，对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解释程序、操作程序进行规范，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立法时，应进行利益规避审查与管理。其四，必须着力建构有效的监控机制，包括法前监督、执法监督、具体监督、程序监督等等，最大程度降低立法者本身在整个过程中的随意性与权力膨胀。

　　立法可以看做是社会正义的第一道堤坝，立法腐败败坏的则将是法治的水源。对立法领域的利益规避问题进行全面的审视与反思，已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