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专电 凌晨3点半，北京五棵松一带“影视之家”宾馆6楼的不少房间还亮着灯，一间由卧房改搭的简易会议室里，一群人满脸倦容地出来，留下一桌子烟蒂和散落的被涂得密密麻麻的节目单，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

　　老高打开窗，寒冬的冷风钻进脖子，他打了个哆嗦，人也清醒了不少。他利索地把房间打扫干净，又走到隔壁的餐点间，把导演和工作人员吃剩的夜宵打包装好，把碗碟洗刷干净，挨个房间关掉灯，锁上门，这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自打春晚进入最后的联排阶段，剧组里光是每天的大会小会就是一场疲劳战。“我是制片，说白了就是管家，得把大家服务好喽。”

　　说着老高掏出随身的小本子，写下：9点，去机场接某演员；下午2点，送某演员去台里；附：买笔和纸，草拟文件，修打印机……他将一天里剧组工作人员吩咐他第二天要做的事整理后列出时间表，这是他每晚睡前的必修课。

　　他在春晚剧组干了10年了。

　　睡下时已经是凌晨4点多，离他调好的闹钟时间，还有2个小时。

　　第二天是彩排日，演员下午要进央视一号演播厅彩排，他必须在一点前去央视保卫部把所有演员的证件都补齐了。“这证件就是演员上春晚的证明呀！有的节目在最后关头被砍了，镜头前不能出现，把这印着‘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证件拿回去给父老乡亲看看，也是种纪念。”老高的语气有些激动，“我家里有10张了，从1988年到2008年，我都留着，偶尔拿出来看看，也挺自豪的。”

　　从台里出来，他直奔菜场，挑了些水果。“北京气候干燥，让他们润润喉，下午彩排一结束，导演组就得去央视和领导开会，回来剧组内部开会确定哪些节目要调整，结束了各类节目的分组还要开会，这一说就要说到深夜。”他又去买了些猪蹄和排骨，“晚上煲点汤，给他们补充点体力。”他在会议室里准备了两口大大的电饭煲，2000瓦，就是用来给工作人员做夜宵的。

　　“很多节目里都有腕，谁都不好得罪。别看他们名声响，为上春晚压力特别大，这才彩排阶段呢，观众就在品头论足了，演得不好啊，骂声一片。听说前几天赵本山的小品亮相后观众反映不太好，他急得不得了，现在连楼都不下了，吃饭都由徒弟们带到房间里去。”

　　经历了这么多届春晚，老高看到的是舞台上光鲜背后的艰辛。“年轻演员挤破头要上春晚，在春晚上露脸了，离明星就不远了。最初赵本山也是拿着剧本冲过来请导演组看他的本子。可一号演播厅那个舞台啊，欺生，新人想在上面站住脚不容易。之前几个节目在台下演得不错，上了台效果还是不行，只能砍掉。”

　　“那大腕呢？”

　　“他们也需要这个舞台，一年不上，两年不上，观众会把你遗忘的。”

　　边说老高也没闲着，挨个把泡面送到导演和策划的房间，“这些天，他们常顾不上吃饭。朗导就累病了，天天输液呢。”

　　下午6点，忙完所有的琐事，老高才点根烟，在房间里坐下来，电视开着，他却很快靠着椅子睡着了。再晚些等大家回来了，他又得忙到深夜。

　　跟着他忙活的期间，记者一直想帮他拍个照，他摆摆手，“剧组有纪律，严防记者。我看你是老乡，才和你说那么多。”

　　这才知道，他是杭州人。

　　本报特派记者 徐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