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对已经习惯了经济高增长的中国人来说，目前的时局可谓“危难”之机。

　　从外部原因讲，此次危机始于华尔街、波及全球，其本质源于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从内部原因讲，正如魏杰教授所言，在于中国自1998年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即低成本比较优势所导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如何“触底”并走出困境？政府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配套措施，力挺GDP增速“保八”，进而增强发展之信心。

　　魏杰教授言：“保增长”的主要办法是启动内需，而启动内需实际上就是启动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即解决和改变现在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但将来的走势，取决于消费的提高，有待于国家启动消费政策的见效程度。那么，如何启动内需或消费？药方良多，众说纷纭。关键取决于决策者对主要问题判断的价值取向，以及相关政策和路径选择。

　　中国老百姓不敢消费的症结究竟何在？仅仅缘于东亚文化中老百姓节俭的传统，还是因为我们的百姓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以我之见，“还利于民”才是症结所在。当然，这种“还利于民”不是像某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国有资产与外汇储备的国民化，而是在制度建设上，即公共财政制度上保证老百姓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同时监督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真正向民生问题倾斜。

　　此文暂且不论政府财政收入有待改革的部分，如魏杰教授所说的“退税、减税、增值税”等税赋之类，以及中国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例之低的现状，只是强调被政府和百姓忽略的财政支出部分。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强调企业与老百姓要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收税，却相对忽视了作为公共财政税收的整体环节之一的“用税”环节。

　　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纳税人，即企业和个人将钱交入国库，钱从国库转变为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支出，而政府部门的支出过程便是它所提供服务反馈于纳税人的过程，这一过程，只有政府将财政收支运作回归于真正意义上公共财政轨道，此过程才算完成。如有的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而目前中国的财政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这固然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情有关，但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既是解决当下经济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用“税”？此次大规模刺激计划，当属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旨促内需，也涉及民生项目，但不乏几种担忧。一是各项目一哄而上，各地跑步前进，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计划式“大跃进”，从而形成所谓的“政绩工程”？投资固然拉起，如果与民生、与消费无缘，必然导致社会、经济效益未果。二是此次投资强度大，但消费措施小、力度弱，难以惠及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实际上是拉动经济增长和提供就业岗位的重要方面，而由于前一段紧缩货币政策和金融危机等原因，困难重重，而目前所有投资倾斜于国有经济，无形中对民营经济造成不利。三是投资主体为政府，会否出现权钱交易、滋生腐败？

　　事实上，中国公共财政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进程颇不协调。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特殊的国情，我国的财政支出强调“先生产，后生活”，集中投向生产建设领域，称其为“生产建设财政”；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进程，财政支出也应随之“转型”，以公共事业领域为主要投向，其中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应为首选。当然，就目前而言，政府履行的公共职能，不可能不包括生产或提供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但“生产性”建设投资与支出绝不是“公共性”投资与支出的对应概念。而目前的一些地方政府支出存在偏离公共化的倾向，如一些竞争性投资、招商引资的支出资金等。

　　另外，税赋要与政府所能提供的服务相联系，如北欧国家税赋最重，但这些国家包揽了其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诸多事项，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政府通过公共财政的制度建设使老百姓建立起安全感和信心预期至关重要，这也是包括政府决策以及职能转变的关键性变革。

　　无可置疑，要真正启动内需，确保中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除目前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还必须逐步解决现阶段财富和分配向政府倾斜的倾向，让老百姓享受其改革发展成果，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真正从民富走向国强，以民富促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