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全球金融危机所含教训，欧洲政治领导人和一体化金融体系领导人不时援用一个词，即“监管”(regulation)。

　　提及自身教训，在金融危机发源地和输出国，美国政界人物同样谈论监管，却相对更多地援用另一个词，即“监督”(oversight)。

　　监管缺位，监督无效，致金融局部损伤恶化经济全局状况。

　　然而，相比之下，欧洲领导人侧重于强化监管，美国领导人更乐于强化监督。

　　欧洲联盟主要经济体政府首脑和财政部长２２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疾呼加强监管，提高金融体系透明度，减少危机再次爆发可能性。

　　介于欧美政界人物所持立场之间，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２３日在法国首都巴黎告诉欧洲国家证券监管机构首脑，金融行业既需要加强“监管”，也需要加强“监督”。

　　依特里谢判断，监管和监督范围应予扩大，涵盖所有重要金融机构，而首选目标应是对冲基金和信用评估机构。

　　依金融危机演进历程所示，对冲基金高风险运作，而信用评估机构以“创新”技术手段隐藏风险，愚弄投资者并助长金融泡沫。

　　监管所系，似诉诸体制，在通行规程层面上禁绝“乱来”。

　　监督所为，似涉及机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减少“违规”。

　　欧美之间差异，在于是改体制、即改“规矩”，还是改机制、即改“做法”。

　　欧美之间差异来源，在于现行规矩先后主要由英国和美国确立，主要欧盟经济体贡献有限。

　　欧美之间差异本质，在于规矩好似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制定者若参与博弈，无疑占据隐含和显见竞争优势。

　　欧美差异，实为潜在和实在利益之争。

　　欧美差异，理应成为世界之争。金融和经济并不独属欧美，而关联全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危机呼唤改革，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参与规则制定。

　　欧美差异，监管或监督，其实并行不悖，都关乎金融健康，而金融健康关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关乎民生安定，民生安定则最终关乎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