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强荣是我省首位义务劝捐员、001号角膜捐献志愿者。

　　1997年2月他开始接触义务角膜劝捐工作。“我的第一个劝捐对象是妻子。我为自己填好了遗体捐赠志愿书，当时我妻子不理解，僵持了一个多月才在我的捐赠志愿书上签了字。到现在我已劝捐59人身后捐献角膜。他们中一部分已完成了捐献。斯老是我今年成功劝捐的第三个。”

　　朱强荣说，一般劝捐成功的都是像斯老这样自己或是家人有意向主动来联系的，而我主动上门劝捐成功的迄今只有3 位。头号难题是传统观念束缚。虽然与前几年比，人们身后捐献器官的意识是增强了，但观念的突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国外，不少驾驶员在驾驶证上就写明身后志愿捐献的小卡。他们是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带来光明的使者。

　　十年前，朱强荣去医院劝捐，会被赶出来。现在遇到有捐献意向的患者，医院会主动找他，让他帮助填妥相关表格，也有许多志愿者像斯老千万百计寻找他，实现自己的美好心愿。

　　在朱强荣的印象中，去年成功捐献的特别多。1月，杭州86岁的离休干部王粒芒老人，身后留下眼角膜，让杭州63岁的倪美仙阿姨重见光明。“当时是我和医务人员一起冒着雨雪护送角膜到达省人民医院的。”    

　　3月，76岁的开化县离休干部鲁思行突发意外，导致脑部受重伤，生命垂危，儿子鲁民强忍着悲痛，将父亲的眼角膜，捐献给那些急盼光明的眼疾患者。他主动联系了朱强荣。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岁的男童斌斌。孩子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悲痛的父母通过省儿童医院的医生，找到了我，填写了《公民自愿捐献角膜登记表》。孩子父母的话让我至今记着：‘儿子来到人世才两岁多就走了。我们留不住儿子的性命，但我们想留住儿子的眼睛，让他永远看着这个世界。’”

　　“还有一个是22岁的缙云青年潘勇杰。他自建爱心救助网站帮助60多位贫困学生，他患重病辞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捐出自己的眼角膜，帮助失明患者重见光明。我是在他的病床边请他与父母三人一起签订角膜捐献志愿书的。一周后，他捐出的眼角膜，在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植入一位病毒性角膜炎患者眼中。”

　　本报记者 袁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