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国强

　　广州的“推人阿伯”赖健生现在很后悔，不该把攀到海珠桥上讨薪的陈富超推下桥去。陈富超现在躺在医院里，腰椎骨折，手肘骨折，可能终身瘫痪。赖健生想到医院去当面道歉，又怕陈富超的家人见了不肯饶放他，“有警察带着才敢去”（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15版）。

　　当时的赖健生可不是这样胆小、犹豫的。他两次向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主动请缨，被拒绝后，他趁着警察维持秩序之机，越过警戒线，三爬两攀摸到跳桥者陈富超身后。陈富超是因为别人欠他钱不还，他没钱还债而被债主相逼，才出此下策的。赖健生靠近陈富超后，在交谈中对陈富超说：“别因自己的私利破坏公共秩序了”——显然，赖健生是在一种正义感的支配下断然出手的，“推人阿伯”的称呼就传开了。

　　事后，熟悉赖健生的家人和街坊邻居都说，赖健生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早在2006年，赖健生就在洛溪大桥上救下一名轻生堵路者。事后，他得了个“见义勇为奖”和1万元奖金。

　　在赖健生眼里，陈富超是个“破坏公共秩序”的人，把他推下去是维护公义。至于陈富超掉下去会不会落在气垫之外而受伤，或者丧命，他没有多想。为了“公义”，这些都不重要了；陈富超的处境，更加不在话下了。

　　除了赖健生的“正义感”和“荣誉感”外，其实还有一种力量将他推上海珠桥，这股力量来自一个词：“跳楼秀”。

　　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愿意走到“跳搂”这一步？这些人，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或是家庭矛盾，或是经济纠纷激化（如陈富超），靠个人能力已无法解决，又得不到社会援助。一旦事情搞大了，有碍“形象”了，有压力了，有关部门才肯出面“当娘舅”——这样的事例反复出现，没有促进有关体制的完善，倒使人总结出“搞大了就能解决问题”，于是“跳楼”新闻层出不穷，“跳楼秀”一词也应运而生。“跳楼秀”一词，遮蔽了当事人的困境、绝境，遮蔽了体制的不作为，只剩下一个“秀”字，突出了当事人的负面形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认知；“推人阿伯”的行为，难道没有这种认知在背后起作用吗？

　　据报道，跳桥者陈富超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赖健生涉嫌故意伤害罪，两人均被采取刑事措施，可能会被刑事拘留。

　　与惩罚手段快速有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利民生的制度建设总是滞后。建立社会征信系统，前几年喊过一阵，后来就不提了。如果这个系统建立起来并有效运行，老赖就要少得多；或者法院对老赖执行有力，就会少一些陈富超，也省得“推人阿伯”吃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