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新塘路汽车东站客车入口处，有一座夏衍雕塑。他就站在严家路和新塘路交叉口，戴着眼镜眺望远方，微笑迎接着杭州的客人。可这位“夏衍”却忍受着许多委屈。因为他身后有三面白色的墙。墙上还开着雕花的窗子，让人以为这是一间厕所。就这样，匆匆跑来方便的人们，就背着“夏衍”方便了起来。（详见昨日本报A6版）

　　这里是夏衍的故居。让夏衍的雕塑站在他的故居前，本来也没错，可以这么说，大多数匆匆跑来“方便”的人们，在“方便”之后，再看到这位伟大的电影艺术家的雕塑后，也会心怀歉意的。

　　夏衍（1900-1995年）作家、剧作家。浙江杭州人。1919年，参与创办并编辑《浙江新潮》，开始走上文学道路。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名著。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1933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

　　作为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夏衍故居，原名八咏堂，建于清末民初，属中式平房，位于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这个五开间七进深院落，为夏衍诞生至青少年时代的活动地现为陈列室，是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乍一看，这尴尬仅仅是由夏老先生雕塑身后的那三堵墙引起的。一个刚刚走出长途车站，对杭城一点不熟悉的外地人，在内急之时，远远看到这很像公厕的三堵墙，肯定是喜出望外的。急匆匆跑到这里后，才发觉这并非是公厕，再走到墙后一看，发现虽非公厕，也是一个“救急”的好地方。于是“将就解决”了。

　　但仔细想想，这事儿还并不那么简单，至少凸现了三个问题。

　　一是今后设置这类文化景观时，也要看看“风水”，把这么有文化内涵的一尊雕塑设在城郊结合部的车站边，本身就有很多“不宜”之处。车站边大都行色匆匆之人，哪有在夏老先生雕塑边瞻仰徘徊的闲情逸趣呀。好多在老先生雕塑身后“方便”的过客，连这尊雕塑是谁都没留意就离去了。假若把这雕塑移到故居之内，或干脆搬迁到西湖边或者哪所大学校园里，想必夏老先生就不会遭遇环境卫生问题了。

　　二是对夏衍先生故居的维护和管理显然有漏洞。你看，这一带也是比较热闹的地方，夏衍雕塑及身后的绿化和景观墙，都属于这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景观范围，而这么多人在这三堵墙后留下了黄白之物，每天散发着阵阵恶臭，竟然会没人打扫和管理的。另外，我们这个城市还有许多“数字城管”协管员及社区工作人员在各个角落转悠的，那么，面对这让一个江西游客都看不下去的情景，他们怎么会视而不见呢？

　　三是对夏衍老先生的人格尊重问题了。据了解，夏老先生雕塑后的尴尬场面，已延续了很多时间了，但为这看到了这不协调的景观愤愤不平的，给本报写信反映情况的，竟是一个江西的游客。大家不妨想想，作为夏老先生的老街坊老邻居，你们在饭后茶余，曾为夏老先生的事迹而骄傲过么？在看到有不了解雕塑背景的外地人在这里大煞风景时，在闻到与景观不合时宜的气味时，你们有没有如同那位江西游客那想气愤过尴尬过呢？作为杭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不是带小孩参观时才起作用的，假如看到有人在墙后“方便”时，你愤起指责，这对周围的邻居和路人，对下一代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行为呀。

　　本报记者 朱成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