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出了个农民工导演——教民工集体跳楼讨薪。前天，5个民工在东西湖一处施工楼上佯装跳楼，导演“李某”在下面给相关部门打电话。果然，管事的都来了。

　　同为农民工出身的李导演有自己的套路：民工们爬到高处了，先给媒体打电话，然后依次是劳动部门、警方、欠薪者。长时间没人来，就给市长专线打电话。

　　集体跳楼讨薪，李导演玩过9次，有5次讨回了工钱，4次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记者到场。

　　为了讨回合法的血汗钱，农民工提着自己的脑袋玩轰动效应，成了中国很多城市风味相同的一道酸辣菜。明知是一场秀，但谁也不敢马虎。这要是真跳下一个来，事儿就大了。所以，平时回头率几近为零的农民工，只有到了讨薪跳楼的时候，才有人哄劝，有人关注，像个角儿。

　　现在，一个人跳楼没劲了，得一群人。一位四川民工说了，集体跳楼能引起社会特别是领导关注，媒体一介入，领导怕影响不好，就会责令有关部门想办法解决。

　　瞧，中国讨不到薪的民工个个都是天才，既能导，又能演。斗争中出经验，实践中出真知，真难为他们了。

　　但律师不这么认为。针对武汉前天这起集体跳楼事件，有律师说了，“属于违法行为”，“对社会危害很大”，应该“与欠薪者协商，向劳动部门求助，到法院起诉”。

　　律师说话很在理儿，但站着说话腰不痛。要是欠薪的能商量好说话，劳动部门办事快有力度，民工会把自己逼到断头抗议的悬崖上去？打官司得一年半载，就是赢了，人家照样不给，你还得去讨。再说了，打工一月才几个钱，讨回的工钱说不定还不够填你律师的腰包。都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农民工想不明白，为什么法律和管事的部门，拿非法欠薪的人没办法，拿捏起跳楼讨薪的民工，倒是一套一套的。

　　昨天有报道说，一个民工跳楼，社会成本可以达到上百万元。算这笔账的人估计是心疼国家的钱了，对无论是真跳楼还是假跳楼的农民工心怀抱怨。什么叫社会冷漠？我看这笔账比什么都冷漠，没想到去心疼一下民工。农民工要讨的薪水或许只有几千元，咱们花上百万元纳税人的钱救一个跳楼的，为什么就不能在平时花几百块几千块就能解决问题的成本，去认认真真治理欠薪者？为什么这么多的农民工，非要拿自己的性命去博得社会的关注、领导的重视，才有可能讨回用来养家糊口的血汗工资？归根结底，民工说一万句，顶不上领导说一句；合法的欠薪还钱，不如一次领导出面。

　　民工要工资，领导要面子。见不到领导的民工们，就爬到高处博出位，拿脑袋当赌注，拿性命当维权的法律武器。他们没想到的是，“对社会危害很大”这顶法律的帽子，没戴在欠薪者的头上，却戴到了自己的头上。他们会永远想不明白：欠钱不还，怎么在法律面前，总是我的错！

　　道理很简单。哪天农民工解决欠薪问题，不是期待领导要面子，而是期待领导和全社会的同情，期待法律的严厉和公正，跳楼秀到底错不错，已经不重要了。那时候，农民工也用不着为讨薪而跳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