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运城盐湖区交警六中队交警代飞，骑摩托车撞伤农民工朱声文，事发后，肇事交警父亲威胁说，“雇黑社会解决此事”。经运城交警方面协调，肇事者和伤者达成赔偿协议，伤者放弃追究刑责。

　　撞人一方是当地交警，被撞的一方是外来农民工，力量对比太悬殊，这样的“协调”是否有起码的公平？说实话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报道比较简单，很多要害问题没有具体内容，外人难以断言其中是非曲直，但说说疑虑总可以吧！

　　比如，肇事交警父亲威胁被撞的农民工“雇黑社会解决此事”，运城市盐湖区交警大队政委李换月是这样解释的：代飞父亲私下协商时，因不愿支付过多赔偿，所以说出“找黑社会解决”的话。怕对方索要“过多赔偿”，有公权力背景的肇事方显得很弱小，很无辜，受害方倒显得很不讲理似的。而“弱者”保护自己的办法竟是搬出“黑社会”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达成协议，代飞赔偿伤者朱声文医疗费等15500元。”如果没有双方身份、背景的差别，可以认可这个“协议”的公平，但是，有“黑社会”的影子戳在那里，协议是否真正自愿、公平就难说了，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15500元的赔偿到底够不够，最终要看伤势的轻重，要看实际治疗的需要。但是，在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上，朱声文也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办案警察询问朱声文是否需要做重伤鉴定，并称如是重伤，将拘捕代飞。朱声文认为代飞并非故意，便放弃重伤鉴定。”还是老问题：朱声文真是自愿放弃的吗？警察这样询问，说明朱声文至少是有重伤的可能吧。一个农民工，收入很有限，家境不会怎么富裕，何况现在医院，富人也能把你治成穷人，难道朱声文不担心今后治疗费用大大超过赔偿吗？如果落下残疾，朱声文的一生，朱声文的一家，怎么生活下去？旁人都替朱声文着急，他自己怎么就那么“通情达理”，一点“过多”的要求都没有？

　　“如是重伤，将拘捕代飞”，就是说，事情可能涉及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朱声文慑于对方的背景与威胁，违心地达成协议，放弃重伤鉴定，那么，代飞免于刑事责任，是很不公平的。虽然运城警方不能代替朱声文做决定，但应该充分考虑到涉事双方的身份与社会背景的差别，考虑到朱声文的处境与心理状态，向他说明利害关系，消除朱声文的担心，这才是真正做到了公平。

　　“朱声文说，因担心可能的麻烦，他打算近日离开运城，回湖北老家养伤。”“麻烦”来自哪里？谁会找他“麻烦”？不必再说了吧。这个结局，应该能够说明运城的执法环境了吧？朱声文为什么会放弃重伤鉴定，也就有了答案。

　　即使是这样的处理，还是在公安部领导作出批示要求调查后才有的结果。令人担心之处就在这里，类似的事情很多，不是什么大案，公安部领导不可能每一件都批示。批示了都这样，不批示会怎样？当然，没有部领导批示而公正处理肯定也有，但人们看得到的一些实例令人不敢抱多少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