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从生产工具到骡马牲口都归集体所有。 

　　这里的人们通常不叫“村民”，而叫“社员”。 

　　这里沿用着口粮的说法。上午把麦子收下来，下午就分到各家，购粮款按照市场价从年底的分红中扣除。

　　这里有一望无际的麦田，成片的果园，时常能碰见社员们聚拢在一起，从事集体劳动。 

　　吕家庄村是河北最后的人民公社，这个公社的当家人是91岁的党支部书记高能权——村民们都习惯地叫他“老支书”。 近60年里，高能权一直是这个村庄的最高领导人。

　　老支书对村子了如指掌 

　　91岁的老支书仍然每天准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20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使他的右腿膝盖处埋下了几根钢钉，以至于走路的时候，步伐缓慢，总是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动的声响。

　　大多数时候，老支书都只待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每天由汽车接送回家。可他对这个村子的一切依然了如指掌。 

　　一位村干部介绍：“这村委会的办公楼是10多年前盖的，才花了几十万元。”一旁闭目养神的老支书忽然开口，纠正道：“1993年，25万元。” 

　　有人向他询问村里新建单元楼的架构，他告诉对方，每栋楼32户，打桩1038个，每个桩有4.2米深…… 

　　社员之间流传，前些年，久不出巡的老支书偶然坐车经过一栋违章搭建的房子，第二天房子就被拆了。于是人们传说，“村里哪儿多了捆柴禾，也逃不过他的法眼。” 

　　像大多数老年人那样，高能权偏好清静的生活。村干部们有意无意地搬到别的屋工作，以便让老支书独自看报或思考。只有等老支书按铃的时候，才聚集到一起开会。

　　农村基层工作通常都很繁杂。类似新建的单元楼要打井，预算多少，位置在哪，最后都要由这位一把手来定夺。 

　　做出不分田到户重要决定

　　“不分田到户”大概是高能权一生中作出的最重大的决定之一，也在那段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改变了吕家庄村的命运。 

　　1982年，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看着周围的村都已经开始分田，高能权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据说，当时石家庄地委专门派来一位县委书记，自上而下地推进包产到户。

　　后来，高能权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他发现1982年中央1号文件里关于农村改革讲了两点，叫“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并没有搞一刀切。 

　　在几位年老的社员的回忆里，早在人民公社时期，深谙农业生产的高能权就已经着手，根据农活儿的远近、难易、脏净等实行劳动定额管理，以此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平均主义的弊端。比如耕一亩生地，可以记0．24个工，但如果这块地离社员家很近，则只能记0．22个工。 

　　这种灵活变通的办法一度让吕家庄村迎来了最初的辉煌。有人曾查阅过统计资料，1982年晋州农民平均劳动日值为1．09元,年平均收入为140元,“这在当时全国来说已经很了不得了”，而在吕家庄村，当时的劳动日值则已经达到1．92元，公共积累近600万元，并且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生产。 

　　当时，高能权找到晋县县委书记，要求保留集体经营的制度。但是对方做不了主。后来，他又找到石家庄地委书记，陈述了自己不分的理由和今后的计划。 

　　据说，当时的石家庄地委书记沉思了一会儿，说：“听着有点儿意思，你就这么干吧。” 

　　一个人带动一村经济

　　如果以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年为界，正当中国大多数村庄刚刚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制约之际，吕家庄村已然通过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在中国农村，由一个人带动一个村经济飞跃的现象，并不新鲜，通常被称为“能人效应”。那一年，64岁的高能权在临近的赵县参观了一家秸秆造纸厂，他惊奇地发现，“这边麦秸进去，那头哗哗地出纸，随后，大把的钞票就到手了”。

　　这位当时已年过花甲的村支书第一次意识到“无工不富”。于是，他亲自跑到河南引进了3条流水线，自此吕家庄村有了第一家集体企业。 

　　很快他又发现，造纸就要有造纸毛毯（一种耗材）。当时，全国只有天津、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厂家能够生产，因此供不应求。于是，高能权派村干部远赴贵州的一家军工企业求购机器。厂家听说是一个“村”要买这种机器，以为是骗子，给订金也不同意。后来还是高能权拍板，用村里凑起的家当支付了全部货款后，才把机器拉了回来。此后，这个造纸毛毯厂每年上交集体的利润都超过200万元。 

　　整个上世纪80年代，砖厂、塑编厂、五金厂、制帽厂等16家集体企业先后落户吕家庄村，每年共上缴集体近千万元。 

　　凭借着老支书的魄力和胆识，吕家庄村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跃成为十里八乡的富裕村。 

　　那时候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老支书是多么“不近人情”： 有一年，河北省政协委员来村考察，村委会买了两公斤瓜子，1．5公斤水果糖。事后剩下了1公斤瓜子、1公斤糖，老支书全都退给了小卖部。

　　结果，这次招待仅花了7元钱。 

　　老支书的一个近亲，因为执意超生，被他下令拆掉了房子；一位表亲为多要一点宅基地被他拒之门外，气得半年不来往。 

　　老支书从没为私事用过集体的车。一次，老伴被疯狗咬伤，小儿子私下里要了车带母亲去保定看病，他知道后立即补交了60元车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故事的流传，历次党支部选举，高能权都能以超过95％的票数当选。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当选时他已经91周岁。

　　“这个家不好当”

　　有时候，老支书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大约是2004年前后，老支书突然发现，周围那些搞单干的村子开始发展私营企业，有的甚至设立了开发区。结果有些社员不愿意跟集体干了。

　　“他们出去打工一天挣六七十块，给集体干一天挣20块，没钱谁干啊？” 

　　近几年来，吕家庄村的那批集体企业已经相继停产，造纸毛毯厂关门之前还有200万元的货物堆在仓库里。现在，16家企业中只剩下一个帽厂还在搞出口产品，但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订单也少了。 

　　如今，经过吕家庄村一排排集体企业的厂房，看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招租”。 

　　失去工作的社员们又回到了土地上，也开始抱怨挣不着钱。 

　　面对这位掌管了这个村庄60年的老支书，那些在新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并没有他们父辈的那种“敬畏”。他们对这个集体和领导者的怀疑，有时也会传到老支书的耳朵里。 

　　早在人民公社时期，老支书就已经是“三起三落”，对他来说，这些质疑“就像是浮云”。他总是笑着说，“心里没病，就死不了人。” 

　　老支书更愿意相信，时下年轻人对于分地的诉求，只是因为没活儿干，而不是发自内心。 

　　每天早上，老支书的桌子上都会摆上《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和《纪检监察报》，这位出生于上世纪初的老人，希望藉此“与时俱进”。 

　　老支书得了抑郁症

　　老支书真的老了，村里这个岁数的老人如今只剩下8位。那些他看着长起来的娃娃有的都已进入暮年。村里不少年轻人从来没见过这位最高领导人。 

　　全村的社员大会很久没有再开过。大喇叭里的宣传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推销太阳能热水器的广告。

　　2006年10月17日，那时各村党支部都在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时年88岁的高能权好不容易把42页材料读完，开始写心得体会。写着写着，突然一阵头晕，自此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并开始发烧。 

　　社员们把老支书送到省城医院住了18天,一番检查之后，医生开了一种叫黛力新的药。 

　　人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得了抑郁症。 

　　“您是不是该培养接班人了？”据说，各级领导来参观考察，都好问这个问题。

　　吕家庄村的领导班子被认为是最稳定的，因为20多年来没怎么调整过。老支书的小儿子高久信刚被选为支委的时候才25岁，如今也已经年过半百。尽管如此，他也仍然是9个支委中最年轻的。还有两位56岁，一位58岁，其余的都已经六七十岁。

　　尽管人们都知道支书是选举的，但是人们也都很在意老支书的意见。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总是含含糊糊。社员们猜测，或许是没有他看中的人。 

　　由于这个集体和老支书的存在，吕家庄村至今仍被各界人士另眼相看。老支书声名远播，有些地方想把老支书树为典型，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他的精神。后来老支书写了封信寄去，信中说工厂关门了，帽厂订单也少了，鸭梨降到13元一箱也卖不出去…… 

　　“谁不想干好啊，可干好不容易。”老支书叹了口气说道。 

　　这已经不是20多年前那个上什么企业都赚钱的时代了。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