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他的一切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他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卓琳就是这样一位默默站在他身后，不断给予他力量和扶持的伟大女性。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

　　“名绅千金”

　　投身革命

　　卓琳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 

　　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当时才四五岁的卓琳就由母亲带着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低下、与男人不平等，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就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上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深受感染。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没开成，云南队只好撤返。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没多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卓琳乔装成百姓，躲过了日本鬼子的视线，逃出了北平。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去延安。几经折腾，她终于到达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卓琳。

　　“凑合”结婚却成就美满

　　1939年初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邓小平那时候刚从前方回来，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卓琳在公安部工作，邓小平和邓发经常到公安部来，有时候也叫卓琳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一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没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的要求。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线，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卓琳的活儿则是折线圈。那时工资全部停发，生活很拮据。邓小平夫妇的生活水平明显降低了。邓小平爱喝酒，他们就自己酿米酒，还开垦了一块地。 

　　这一段日子是卓琳终生难忘的。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带来的喜悦。

　　相濡以沫走过一生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实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儿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都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从这一点，足见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的。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在邓小平去世12年后，7月29日，同样也是93岁的卓琳去世。在完成了传统中国女性的神圣使命——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好祖母之后，卓琳平静、安详地走了。

　　据《羊城晚报》、《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