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人员都很忙，但是就是忙不出大师。日前，一知名学者对《人民日报》诉苦：“一年当中，大约1/3的时间用来申请项目，1/3的时间处理各种杂事；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有1/3就不错了”。

　　其实大部分有责任感的学人皓首穷经、苦守书斋，为的是神圣的学术理想。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从准备申请项目到正式填表，再到答辩、中期评估、年终汇报，一年要花去四个月。其中最费精力的是经费预算，每一个项目的经费包括十来项，要求必须“精准预算”，和实际科研需求极难合拍。看似忙得不亦乐乎，实际离学术越来越远，学者内心失落和自责可想而知。 

　　想在喧嚣的学术氛围中放下一张书桌岂是易事，报道将症结归结为“科技体制”。也许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更是一针见血。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他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社会学家韦伯把现代社会总结成“科层制”。譬如，主管部门-基金管理部门-校长-处长-院长-系主任-研究所长-教授研究员就是一个科研“金字塔”，一个项目申请下来，如此众多的婆婆都要盖章签字填表。在这里，时间就是金钱的意思是“花了时间才有金钱”。因此，这种科层制在管理学上被批评为“高耸型”，像一座山一样，爬起来当然累死人不偿命。 

　　大家都读过《世界是平的》，而科研体制更应该是平的。一个“扁平型组织”才能让科研人员缓过气来，节约大量中间环节的花费和耗材，让时间回流到科研和学术上。报道中，科研人员希望能借鉴国外好的经验，把科研资源集中到一两个部门，每个项目的经费多一些，经费安排多向科研人员倾斜。唯有如此，才能给科研人员真正松绑。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提出：学界同样存在“生态平衡”问题，必须“退耕还林（草）”。是啊，一个科研人员的精力都被杂事给开垦光了，哪还有地方种林长草，更别提结出硕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