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顶着“名记”的光环，虽然因调查记者的身份自豪，虽然以自由记者期许，但他们实际上仍是所在媒体法律意义上的“临时工”，有着很高的流动性。

　　在我采访的几位调查记者中，杨海鹏和陈小莹的职业满意度算是比较高的，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是上海人，家在上海，又主要在华东一带活动，所以心理上没有那么强烈的漂泊感。但多数调查记者没有这么幸运（我不知用幸运来形容是否恰当），按照张志安的调查结果，有50%的调查记者实际工作所在地在北京、上海、广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当地人。

　　“我也想安定，但安定并不是想要就能有的。”欧阳洪亮说，处于高风险作业中的调查记者希望被认可的愿望更强烈一些。对多数调查记者而言，他们背井离乡，在工作所在地没有户籍、没有编制、没有住房，不是在新闻现场就是在办公室，对所处媒体的依赖，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对记者来说，能与报道获得肯定的满足感相比较的，竟是，在参与突发性事件的报道的过程中，完成稿件以后，若有人振臂一呼：走，吃饭去！必是一溜的房门打开，熟悉的、不熟悉的，一大群人热热闹闹地去撮一顿。“那是一种归属感，尽管你对一张桌上吃饭的人未必完全认同，甚至观点相左，但大家都是同行，觉得亲近。”对调查记者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都需要“孤军深入”，难得相聚，再内向的人，也不会抗拒这样的集体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群体互相倚靠，通过取得互相认同来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

　　大概是因为这样，常有人将调查记者视为“游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恩仇，但实际上，这种纯粹游侠式的人物在调查记者圈内并不那么受到认可。“把自己当大侠很危险，以为勇气可以解决一切，一旦受点挫折就互相抱怨、指责环境，调查性报道触及利益团体很容易遭到挫折，这种时候需要勇气，更需要理性和智慧。”陈小莹说，现在已经不是荆轲、樊哙式的游侠时代了，新闻人需要更专业、更职业化，忠于职守，坚守底线，能做到就很不简单。

　　新入行的调查记者特别容易浮躁，而资深的又特别难以摆脱焦虑，这是调查记者圈子里一对奇怪的共生体。尽管在前辈们的经验、教训之下，新生代的调查记者们开始更加注重对技术、工具、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但他们所处的新闻机构特性并未发生改变，浮躁和焦虑不会消失，他们能做的只是不被这种浮躁和焦虑所挟。

　　这也不完全是坏事。虽然浮躁和焦虑情绪的蔓延让人为调查记者的职业前景担忧，但也有人认为，这为新闻业的变革提供了契机，推动着调查记者的职业化，它至少告诉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不断努力。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