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货币本身并没有使用价值，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发挥作用，即使是金银也不过多了饰品作用。可见，货币只是生产能力和制造能力的一种形式表达。在经济贸易发展以后，每个经济体都需要足够的货币来带动生产能力的流通和转移，否则，经济就会陷入萎缩以致衰退的境地。

　　早期，由于中国银矿很少，白银没有成为流通货币，因此，司马迁的《史记》中连白银的字样也没有出现过。秦汉时期，人们多把黄金和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唐朝则一直以铜为流通货币。北宋沈括（1031-1095年）在熙宁十年（1077年）回答宋神宗关于市场流通货币不够的原因时，货币单位还是铜钱。

　　而北宋给付辽、西夏、金等国战争赔款时，用的已是白银，可见，当时白银已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流通货币。因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白银要比绢方便携带。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结束了禁海政策，诏“准贩东西二洋”，引发东南沿海蓬勃的海上贸易，也打开了外国白银流入中国的闸门。中国物产丰富，独缺白银，自然视白银为奇货。而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却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其中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中外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中国丝绸、陶瓷、茶叶产品大批出口外销，换回了数量可观的外国白银。

　　汹涌而来的外国白银，带动了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地的商品生产，江浙一些城镇出现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倚织为命”的机户，如濮院镇有所谓“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机业之家”，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从而使星罗棋布的经济发达市镇遍布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因此滋生萌芽。今天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的明代宣德（1426年-1435年）年间的瓷瓶，具有西方花型纹饰，正是当年英国商人定单生产的中国产品。

　　正因为白银的大量流入，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允许江浙湖广等四省漕粮折银征收，称为金花银，并宣布放开“银禁”。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以后，官俸由粮食改为白银，国家税收全部折银，白银正式成为政府确认的硬通货。而粮食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大米每石为银5钱，崇祯四年（1631年）为银4两，以白银计算，每石大米收入增加了7倍，从而有力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而通过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不少商人积聚了雄厚的资本，形成了粤商、闽商、徽商、晋商、鲁商、陕商、江右、洞庭、龙游、宁波等商帮，对地方政治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