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德圣来说，拍摄《赛德克·巴莱》，最让他欣慰的，是“看到一种古老而美好的精神重新出现了。”

　　在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的时代里，台湾电影辉煌过。魏德圣作为杨德昌的徒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末端，“我亲眼见过这种精神，可是中间断了好久好久，我一度以为这种东西已经不存在了。”

　　在魏德圣的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他刚刚入行的时候，年轻人来到电影圈的动机还单纯得可爱，“仅仅是为了把电影拍好，而不为其他。很少人会问一个月的薪水有多少，很多人像跳火坑一样，不怕被烫伤。”回忆起这样的年代，魏德圣的声音顿时有了笑意。

　　杨德昌的严酷也让他难忘，“他的要求总是很高，什么都要配合他。连红绿灯也要配合他，地铁出站时间也要配合他，他对时间和一切都要精确掌控。”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台湾的电影人陷入浮躁的自我否定和争论，接着，电影市场就遭受好莱坞的入侵。“一下子就垮了，一垮就是二十年。”

　　“其实，这样的情况和现在的大陆很像。”魏德圣说，“大家始终在吵，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之争，这时候，好莱坞大举入侵，市场被拿走了。你知道吗？这就像是电影界的‘以蕃制蕃’。”

　　“有时候，我也想跟大陆的电影人做这样的沟通，不过始终没有机会解释清楚。”

　　现在，魏德圣用一部史诗电影做了解释。而在此之前，无论是他自己的《海角七号》，还是钮承泽的《艋舺》，或者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台湾电影人似乎在集体爆发，“用一种破釜沉舟的方式硬干出来。”

　　“有人说，再也不会这样子拍电影。这样的奇迹只能在台湾发生。”魏德圣把这样的奇迹归结为“一种精神”，“就像是绝地逢生，烂水沟里，走投无路时开出一朵花来。正如我们拍摄《赛》时，台湾电影处于一种被瞧不起的卑微角色，而我们在没有预算的条件下，用血肉之躯换取一个一个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