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这是《赛德克·巴莱》中的逻辑。

　　1896年以来的一百年间，赛德克人在政治身份上的几次转变，不断带给赛德克人文化“更替”的适应问题。82年前莫那·鲁道与花冈二郎的处境，其实是台湾原住民和日本殖民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日本殖民政府选择用人类学方式先行摸索；莫那·鲁道与花冈二郎选择自我了结生命。

　　从魏德圣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文明倾轧而致的彷徨之中，莫那·鲁道与花冈二郎最终有了共同的选择，那是对自我文明守护，即使不能抵达，也是誓死捍卫的姿态。

　　《漫画巴莱》的作者邱若龙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女孩要能织布；男孩则是能杀敌猎首，才有资格在额头与脸颊上文上印记，有文面才有结婚的资格，也是死后与祖灵相认的标记，这样才是赛德克·巴莱(真正的人)的一生。

　　虽然，这样的文化信仰以现代观点来看，固然被视为“迷信”，但要了解过去的赛德克人，却不可缺漏对该民族信仰的认识。

　　如今，新一代的赛德克人也面临新的文化认同问题。不过，来自官方的文化保存也在做着相关的努力。

　　台北的政治大学民族系已于1997年开设赛德克语课。而且，赛德克语被列入语言认证考试，早于赛德克之名获得法理上的地位。2001年实行“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也鼓励汉化了的原住民学习原住民语言。

　　1996年开始，台湾小学生增加“乡土”课程，原住民语言及历史文化随乡土课程的排定，走入山区以原住民学童为主的小学教室。

　　——摘编自《看历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