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抛弃偏见,重新审视,才可以做到
将文化差异写下来
关于中外文化差异,历来不乏津津乐道的作家,对此进行书写。
在《中国缺什么 日本缺什么》里,身为“中国通”的作者近藤大介,将自己侵浸当代中国与日本社会多年的心得加以汇总,调侃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种种“历史劣根”与“现实劣根”,幽默与自嘲中,不乏诚恳。
近藤是日本明治大学的学者,在中国居住数年,曾为中国各家报纸撰写专栏。他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现象,以日本人的角度娓娓道来,既非尖锐批评,又非一味吹捧。
中日两国地理上很接近,但在近藤看来,两国文化的距离有如“绕地球一周以后才能走到一起”那么大。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中国式大陆文化”,还是“日本式岛国文化”,都有其缺点。
近藤认为,“日本病”包括效率低下、年轻人受歧视而且失去梦想等,其中“逃避责任”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弱点,这导致了日本公司组织结构僵硬、保守,日渐衰落。而中国也有着“窝里斗”、高辞职率、老板决策善变等等“中国病”。
“中国人缺乏应有的自信,中国各行各业有许多杰出人才,但他们本人和周围的人都认识不到。”近藤举例说,“浙江湖州有个叫新市的小镇,那里出产的干挑面极好吃,可在别处却见不到。”
他强调,中国人缺乏自信导致了对世界的误判,这一点是当前最可怕的“中国病”。
对于当代日本女孩喜欢韩国帅哥的择偶观,近藤吐槽“简直难以想象”。他说,日本男人从历史上的“武士”、“兵士”到战后的“企业战士”,在泡沫经济破裂与大地震重创后,变异为“草食动物”。不满于“养宠物”的女孩,才把目光转向邻国健壮的“肌肉男”。
如果你关心近期的书市,你会发现,近藤大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且,这些作者不再满足于如《江城》的作者何伟那样——仅仅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描述,而是客观对比中外文化的种种细节维度上的差异。
比如,韩国人写的《中韩文化谈》。作者金惠媛在香港任教,是一位女性诗人。她深厚的文学素养,使文字如一杯清茶,品来宁静淡然。
作为韩国学者在国外出版的唯一中韩文化比较的作品,这是一般学者写不来的学术文化随笔。对于中韩之间的许多文化现象,金惠媛分别从“个人意识与团体意识”、儒家与神话、权力结构与思维方式甚至语言方式的深层次意义上进行解析。
对韩国曾领受中国的文化影响这一事实,金惠媛坦率地认定,也表示由衷的谢意。
书写文化碰撞,如果把视野放到中国与欧美这样的大格局下,随笔就显得小了,小说能做到更深刻。
由美籍华裔作家黎锦扬60年前写就的《花鼓歌》,日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引进国内。
《花鼓歌》将美国的两代华人的文化和思想碰撞,聚焦于唐人街的一对父子身上——儿子眼里的父亲不愿说英语,不愿让他娶洋妞,可谓冥顽不化的“死脑筋”。父亲眼里的,则是数典忘祖的不孝逆子。
中国文化和美国世俗的冲突与传奇,让《花鼓歌》备受瞩目。书一上市,很快登上了《纽约时报》图书畅销榜,数十年居高不下。随后,好莱坞与百老汇将《花鼓歌》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
从一定意义上说,《花鼓歌》让西方人开始抛弃偏见,重新审视唐人街和中国人。一本书能做到这些,堪称奇迹。 本报记者 屠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