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塞外吹来，整日呼啸不停，把2010年12月的北京城，吹得格外寒冷。

　　话剧界却一时热气腾腾——接连二十天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在首都剧场举行，七部话剧《建筑大师》、《哈姆雷特1990》、《说客》、《回家》等轮番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人艺”）导演林兆华，以这种火红方式送别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热气腾腾中，首都剧场一片火红。把这个冬日的话剧舞台瞬间照亮。

　　被照亮的，还有我初到北京时那些难忘的看戏记忆。

　　大学毕业后，我于1982年2月分配到《北京晚报》文体组。于是，初来乍到，我便有了近水楼台——到北京人艺看戏。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不少戏单一直放在卷宗里未曾扔掉：《吉庆有余》、《屠夫》、《祸起萧墙》、《贵妇还乡》、《推销员之死》、《洋麻将》、《家》、《上帝的宠儿》、《野人》……

　　记忆里，那戏那夜晚那灯光，深深浅浅，印象浮现。

　　与曹禺、人艺年轻一代艺术家一样，站在同一场景中迎接远方来风的，是作家、翻译家萧乾——他曾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上大力推荐曹禺的《日出》。这一次，与萧乾结伴而行的，是中央戏剧学院徐晓钟老师和导演系1979级的学生们——他们将联袂上演由萧乾1981年翻译完成的易卜生五幕三十八场诗剧《培尔·金特》。

　　《培尔·金特》是易卜生1867年根据挪威民间传说创作的一部富有想象力的诗剧。主人公培尔·金特富于幻想，被认为是“挪威浮士德”。他放纵好色，见异思迁，长期离家在外冒险、游荡，晚年病弱潦倒，最后死在未婚妻索尔维格怀中。

　　令萧乾为之震撼的是，他没有想到易卜生在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之外，还有另外一支天才的笔，挥洒出绚丽斑斓的画面：

　　全剧确实如一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背景忽而遍地石楠花的挪威山谷，忽而西非摩洛哥海滩，一下子又来到撒哈拉大沙漠，来到埃及，最后又回到惊涛骇浪、暗礁四伏的挪威峡湾。全剧迷离扑朔，时而是现实生活（山村婚礼），时而又飘进童话世界（山妖宫殿）。这些变化使全剧充满了动与静、光与暗的强烈对照，也为舞台设计家提供了发挥才能的广阔天地。（《译者前言》）

　　对《培尔·金特》如此偏爱，在我看来，另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萧乾却从来没有明确说出来，即，他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之间藕断丝连的历史情结。

　　当萧乾1942年在伦敦观看演出、在剑桥收听广播时，也是他开始系统阅读意识流小说。随后，他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论文课题即是意识流文学研究。两年后，盟军打响诺曼底登陆战，萧乾改任《大公报》特派记者，奔赴欧洲大陆前线，未能继续攻读学位。

　　可是，他对意识流小说的研究、关注，焉能一抛了之？1947年归国后，他曾发表文章向国人介绍詹姆斯等意识流小说家。

　　《培尔·金特》虽非严格意义的现代派范畴的剧作，但伟大的易卜生以天马行空的浪漫才情，以对人物心理的透彻挖掘，将神话、寓言、现实三者揉碎，再组合，早已超越了他的时代，超越了现实主义本身。萧乾1949年第一次在中国谈到《培尔·金特》：“在典型上，皮尔·金特是介于阿Q与哈姆雷特王子之间的。幸亏他从小时便有了独语的习惯，不然，易卜生这戏可难写了。正如哈姆雷特，全诗剧大半是心情的戏剧化。”（《培尔·金特——一部清算个人主义的诗剧》）“独语”，“心情的戏剧化”，这两点，与后起的现代派戏剧的某些重要特征，有着自然的通连。

　　有一点他当然没有料到，1949年发表关于《培尔·金特》的长文之后，他即从香港回到北京，而中国面向西方的大门将很快被关上，他所喜爱的意识流作品，他所研究过的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成为“禁区”不再被人提及，直到“文革”结束。

　　辞别远方的风。一别即是三十年。

　　翻译的时机，终于在1978年来到。这时，诗人邹狄帆为《世界文学》向萧乾约稿。刚从“文革”惊悚中走过来的萧乾，没有犹豫，他选择了翻译《培尔·金特》。他要圆自己这一个戏剧梦。

　　值得解读的是，谨小慎微的萧乾在1978年前后仍心有余悸，他并不敢堂而皇之地谈论意识流，不敢谈论詹姆斯和乔伊斯，哪怕早在四十年代他就发表过介绍他们的文章。尽管如此，他却在新旧时期转换之际，找到一个颇为巧妙的突破口。头戴现实主义桂冠的易卜生，更容易被人接受而不至于在大门初开时遇到非议。人们却不知，同一个易卜生，还有另外动听的声音，还有可以融入现代派旋律的《培尔·金特》。

　　萧乾的翻译1981年完成并在《世界文学》发表。《培尔·金特》吸引了徐晓钟和同仁，他们以艺术的敏感选择了它。

　　在与徐晓钟和同学们座谈之后的当天晚上，回到家里的萧乾意犹未尽，他提笔给徐晓钟写去一封长信，非常具体地谈如何将《培尔·金特》搬上舞台的导演处理。此时，他似乎走出了前两年的拘谨与小心，不再简单地强调这出戏的现实针对性，而是从舞台效果出发，建议突破“写实主义的框框”。

　　颇有意味的是，萧乾的信中建议，正好与徐晓钟追求的导演艺术理念“诗化的意象”相吻合。

　　几年后，徐晓钟成功推出《桑树坪纪事》，在这一反映陕北知青农村生活的话剧中，我们看到了写实与写意两者之间相当完美的结合。与之相辉映的，是林兆华在人艺导演的《狗儿爷涅槃》。两位在1982年同时启程的导演，在当代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也由此确定。

　　十几年后，我带着已经成为戏剧家的过士行去拜访萧乾，请萧乾为他的第一本话剧集写序。

　　大约就在此时，萧乾正忙着与夫人文洁若一起，翻译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长篇小说、西方意识流小说中的“天书”《尤利西斯》。他终于敞开心胸，开始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呼吸远方来风。《尤利西斯》中译本出版五年后，萧乾辞别人世，他完成了生前的最后一次引人注目的文学活动。旧时剑桥之梦，至此也画上了一个很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