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进复旦校园。

　　每一次回到母校，总要走到当年住过的学生宿舍四号楼。打量楼房四周，缓步走廊，伫立宿舍门前，三十年前的诸多场景一时间又奔至眼前。

　　我们中文系七七级，于1978年2月初入校，被安排住四号楼，一住整整四年，直到1982年1月离开。在学校，每个班设有一个信箱，我们文学专业的信箱序号为“七七一一”，自此，这一序号成了班级代名词，同学们称呼至今。

　　四号楼位于校园最东侧，为“凹”形（下面为东向，围墙外即国顺路）。

　　离校已有三十年，老楼更老了。近些年，它已不再用作学生宿舍，相邻几幢老楼陆续被拆除。一次去看它，被围起来，变成工地；又一次去看，发现女生住过的南向一侧从上到下完全被拆除，只留下东向与北向两侧。或许，下次再去，整栋楼的影子也难寻了。

　　四号楼，在或不在，并不重要。与之相关的种种往事，早在心中。首先在记忆中浮现的场景，就发生在我们男生居住的一楼走廊上——

　　同学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年4月率先在这里亮相，随之由《文汇报》发表，顿时轰动社会。《伤痕》之后，反映“文革”带给民族伤痛的文学作品，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古华的《芙蓉镇》等，如井喷而出。《伤痕》之前，已有刘心武的《班主任》问世，在时代转换之际开文学揭示精神伤痕之先声，但是，卢新华的这一小说，因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篇名更通俗、明确，故很快被用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创作潮流——“伤痕文学”。

　　七七级学生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参加高考，顺利进入大学，的确是同代人之中的一个幸运群体。至今，我依然难忘在12月阴冷天气中走进考场的场景，当年的准考证、大学寄来的报到须知，也珍藏至今。

　　紧迫或者无所谓，明确或者懵懂，无论怎样，一个极其壮观且带几丝悲凉的历史景观，出现在1977年冬天的中国——几十万考生，含1966至1977年前后十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其中还有少量初中毕业生），结伴走进同一年的考场。

　　七七级学生进校之后，复旦校园就仿佛是一个偌大舞台，国家发生的一切都在这里以自己的方式上演着。时代替换的场景中，卢新华与《伤痕》应运而生。

　　初开学时，我们班有40余人，随即，又扩招一批家在上海的同学，达到71人。“七七一一”年岁普遍不小，其中30岁左右者占较大比例，使得全班平均年龄大约在26岁。同学中，有好几位早在入校前就已经发表过诗歌、小说，甚至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诗人、作家。正是这一原因，入学伊始，文学写作成了“七七一一”最热门的话题，当一名作家是不少人的梦想。当然，初入复旦，大家都不会料到，一炮打响，率先梦想成真的，会是这位外表大大咧咧、喜欢说笑、喜欢“打嘴仗”的卢新华。这一年，他24岁。

　　三十年后，他在《<伤痕>发表前后》中回忆往事：

　　这个故事的框架大致是写一个女青年，在母亲被四人帮打成“叛徒”后信以为真，选择与家庭决裂。在与家人断绝联系的9年里，她在革命、狂热和继之而来的消沉、挣扎、孤独、彷徨中煎熬。恋人由于她的家庭问题不能上大学，两人被迫中止交往。最后历史和她开了一个玩笑，粉碎“四人帮”之后，她才知道母亲蒙冤。在经历一番内心的忏悔和挣扎后，她赶回家中，不料刚获平反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

　　……

　　后来，这篇习作经过我们小说组组长倪镳之手，贴到了班级墙报的头条。

　　我当时把小说交出去后并没放在心上，两三天后的清早，忽然听见宿舍门口人声嘈杂，打开门探头一看，原来很多人正围着看我那17张稿纸的《伤痕》。以后一连好几天，墙报栏前总是挤满了人，唏嘘声响成一片。还有同学边看边抄，泪水不断洒落在笔记本上。直到《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墙报栏前读者始终络绎不绝。众人对着墙报伤心流泪，成了复旦一景。（载《京华时报》，2008年11月26日）

　　他的回忆大致不错。2月开学之后，写作课是率先开设的课程之一，同学们根据兴趣分成几个写作小组。我分在散文组，刊登卢新华《伤痕》的同一期墙报上，我也提交了一篇散文，写走进大学的激动，篇名为《奔腾吧，心中的长江》，这篇文章保留至今，留下自己入校后的习文痕迹。与其他同学相比，入校前我虽喜欢写作却毫无文学根底，当时，自己的习作混在那些优秀作品中间，读来令人汗颜不已。如同是在懵懂中参加高考一样，所谓写作课与作家梦，在我依然是在懵懂中。“七七一一”开始最初的文学竞赛时，我只是一个相对隔膜和不够资格的新生，充其量，机缘巧合成了一个亲历者。

　　“七七一一”的墙报栏名曰“百花”，在楼梯旁边，从二楼走下来，迎面墙上就是它。我的房间在一楼北侧的最东头，卢新华房间在隔壁，紧邻楼梯，推开房门，即可看到墙报前的阅读者。他所说的一时轰动，当时的确是一楼走廊上的景观。

　　秋季开学，卢新华一下子成了轰动全国的明星。我是班上的邮差，每天负责去“七七一一”信箱取邮件回来分发。这个学期，收信最多的，当然一直是卢新华。

　　《伤痕》也成了复旦校园的热闹话题。某日，中文系在一个大教室里举行《伤痕》辩论会。

　　喝彩也好，不满足也好，《伤痕》毕竟成为一九七八年中国文学的一大景观。敏感的卢新华堪称一位时代“弄潮儿”，《伤痕》所构思的知青王晓华与“叛徒”母亲之间的隔膜、疏远与无情的情节，正是对“公民歧视”历史背景下家庭悲欢离合、心灵伤痕累累的文学再现，而他选择的煽情的叙述风格，在千万人期盼命运转机时，催落多少家庭泪水。此后，更多、更优秀的“伤痕文学”作品出现，与之相比，《伤痕》在结构、叙述风格与语言等文学要素方面存有差距，但谁都很难有《伤痕》式的全国性轰动。就文学的社会影响功能和推动历史作用而言，《伤痕》的成功无法复制。

　　怀揣入学通知书走进复旦，再携《伤痕》从四号楼走向全国，在时代的行进中，卢新华成了一个历史环节的演绎者。

　　七七级学生进校之后，复旦校园就仿佛是一个偌大舞台，国家发生的一切都在这里以自己的方式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