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萧红，我的了解可能比你多一些：早些年，读过她的小说若干，看过一部王小妮写的萧红传记《人鸟低飞》，为此千里迢迢地，去离哈尔滨郊外的呼兰县看了几眼萧红故居。萧红祖父的花园，和鲁迅故乡的百草园，多少年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着对生命和土地的挚爱，而两位作家也从各自童年的园子走出去，尝了人间万般苦味和片刻欢娱，留下身前身后名。我仿佛能听到春天呼兰河上冰裂之声，故觉得许鞍华镜头下的东北冰雪大地拍得靠谱。作为一名《黄金时代》的电影观众，我可能有一些文学上的优越，以及去过她老家的那种亲近感。

　　只是那天影厅竟只有6名观众，于是，我为许鞍华的寂寞而寂寞了。

　　当下的80后和90后，似乎有许多条理由去了解一下80年前的中国。不是为了文学，不是为了电影，而是为了了解一个自己国家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中的国民，那个时代中的青春。

　　许鞍华的这一部拍得诚惶诚恐，唯恐有一处弄成戏说而对不住那个时代的真实，所以你可以完全不鸟萧红是谁，不去深究这个女子短促的一生中码的字有多少价值，你其实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进电影院，去触碰一下中国上世纪那个沸反盈天的，既黄金又黑铁的30年代的神经。

　　你可以将萧红作为一个普通的民国女子，或者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粒尘埃。

　　比如鲁迅小说《伤逝》中身处1920年代北平的子君，她以爱情为名的出走，私奔，同居等以悲剧告终，差不多10年后，呼兰小城女子张乃莹的两次私奔，也都以失败告终。

　　关于“黄金时代”，有一种说法是1927—1937年间的中国，现代化萌动涉及学界和政界、上层和下层、城市和乡村，社会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并被认为是十年的“黄金时代”。也有人说那是个文化繁荣的时代，那个时期，大师井喷，百家争鸣，睡狮中国从沉睡中渐醒，处于很有激情的青春期，所以许鞍华的镜头中，出现了哈尔滨寒冷的大街上两拨陌路相逢的青年热情拥抱。

　　（2）

　　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都不是真正的，而是具有反讽意义的“黄金时代”。当时，一个东北沦陷，民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黄金可言？

　　萧红说过：“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话也适用于30年代的中国。

　　所谓“黄金”，那也只是局部社会与阶层中的一抹亮色。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老上海的新式百货大楼、洋咖啡馆、百乐门舞厅、跑马场等代表着新的消费时尚，摩登的上海，是张爱玲、胡兰成、刘呐鸥、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穆时英等海派作家的乐土，同时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上海的激进文化氛围也非常浓厚。就像《黄金时代》中鲁迅夫妇请客的咖啡馆，当时左中右的文化人各领风骚，各抱各的团。而新晋文学青年的“二萧”，在上海也因鲁迅的赏识，进入了当时上海的左翼文人圈子，也成就了他们短暂飞扬的时光。

　　即便是这样想飞的短暂的民国之春，也惊破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

　　许广平赞叹的能把饥饿写得那么深入的萧红，这些“黄金”般的气息与她又何干呢？其时，身在北平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尚且流连在林徽因金岳霖等人的“客厅”高谈阔论，身在上海的张爱玲正在享受“出名要趁早”和奇装异服的时髦，萧红身背着的却是背叛家庭带来的苦难，身体病痛折磨的苦难，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感情的苦难，之后，“黄金时代”结束，山河破碎的国之苦难同时加诸其身。

　　萧红的东北地主家庭不像林徽因的开明又高端的文化之家，即便是在五四运动风涌又退潮的30年代，她依然要为女性“走出去”的道路付出沉重代价。走出家庭的张乃莹，其实是一个坠入中国底层社会的女子。如果说陈清扬的痛苦被王小波点铁成金，化作“黄金时代”的荒诞与狂欢，而萧红的痛苦，则被她特有的才华炼成了一粒粗糙的金子。

　　她身上的文弱与独立精神，使她既不会像三十年代的张爱玲和苏青那样留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在孤岛继续自己的文学生涯，同时她也不会具有丁玲的宽度，可以从《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解放新潮女性，蜕变为在延安被西北风吹得脸蛋生疼却坚定不移的红色女性。萧红，只能是她自己。过自己的人生，写自己的字。在大时代里，她听从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不盲从任何人，任何势力。

　　（3）

　　你不一定要记住聂绀弩，萧军，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胡风这些名字，弄清楚他们写过什么，照样可以读懂那个时代。作为中国文人的萧红曾走过大江南北，抗战爆发之后，有多少中国的知识分子踏上了流亡迁徙路。即便是《围城》中方鸿渐李梅亭顾尔谦之流，也曾经历破碎山河中的流离，要辗转到内地的三闾大学安身立命。被冰心抨击的优雅的“太太家客厅”不能再继续，林梁金们代表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们，也是历尽艰辛去昆明和李庄。在炮声中，继续或学术，或文学，或战时柴米油盐医药都紧缺的日子。而去延安还是去西安，要选择的不仅是萧军和萧红，这是那个时代很多青年，很多知识分子必须作出的选择。

　　所以，不要简单地责备母亲张乃莹的不称职和狠心。如果你不解，去问一问时代。

　　不要简单地骂张乃莹贱，去问一问那个时代，有过多少新女性，都曾激烈地反抗家庭追求过自由的爱情。禁锢太久之后的解放，一开始总有矫枉过正之嫌。多少个娜拉出走了，能留下大名的，不过是丁玲萧红白朗庐隐那么几个。

　　也不要简单地责备端木蕻良的不作为，作为乱世的一名文弱书生，他对妻子并非无情。萧红的命，很大部分是香港的沦陷夺去的。一座城沦陷了，多少生命灰飞烟灭，况且一个重病患者。同样流亡途中的林徽因也在李庄再染肺病，死去活来。那是1942年的冬天，现代人类黎明前的最黑夜，2月，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因见不到光明而在遥远的巴西自杀；1月，萧红死于战火中清冷的香港临时医院。那也是张爱玲逃难的香港，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因为香港的沦陷走到了一起，但那只是张爱玲式的传奇。

　　就像萧红所言，“我的一生，不都是坐在一艘危船上吗？人类最大的一次战争，被我迎面就遇上了”。

　　作为30年代的一粒尘埃，在北中国到南中国，她飞扬过，挣扎过，直到坠落。萧红，去除她身上的作家符号，就像她说的，“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她只是一粒典型的，一个时代雾霾中的中国尘埃。透过这粒尘埃，你可以触摸到一个中国，触摸到那时代千万个生命的律动。触摸到一个在破碎，喘息中仍然有梦，仍然抗争，想高飞却可能会掉下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