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毛尖到杭州来，与读者们谈到了《黄金时代》。她是《黄金时代》的群众演员——本色出演一个女作家，坐在咖啡馆里。虽然这个场景后来被剪了（据说《黄金时代》的初剪版有4个小时，影院里的3小时版已经大大缩水），但她还是见识了许鞍华的极其认真的态度：作为一个没有台词的演员，她的旗袍也是订做的，在镜头根本拍不到她的脚的情况下，她穿双运动鞋，把鞋藏在桌布下的行为也被制止了。

　　——这种细节上的认真，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许鞍华需要的也许是一种心理，一种态度。这个电影有一种一砖一瓦的认真，然而认真是为了让观众不留意这个认真，许鞍华说：要让观众忘了白朗穿的是什么旗袍。

　　许鞍华的认真，背后是真诚，目标是真实。作为一个导演，她有一种极为珍贵的从不利用，从不剥削题材的态度。电影一方面直接地与观众的感官感情联系，一方面直接的票房联系，将题材中暴力的，色情的，煽情的这些维度开发出来迎合观众的需求同时来赢得票房是商业电影导演的天然选择，然而许鞍华却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坚定态度，她对题材的切入点总是对人，尤其对女性的理解，对社会与时代的理解，她有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向与社会责任感，但在电影里又总是贴到人物里去拍出人物的痛与爱，局限与可能。举例来说，《天水围的夜与雾》的残酷，《天水围的日与夜》的温情，题材里都不乏可以利用的元素，可以用来满足窥视癖或者道德感的，但是许鞍华却无视或根本未曾存念这些可能性，她不满足什么，但她能引起真正的共鸣，以及对问题的反思。

　　《黄金时代》也是如此，这个题材很“难”，它既阳春白雪又复杂狗血，对于萧红来说，她有两种读者：作品的读者与绯闻的读者，大概前者有多么爱重她，后者也能多么诋毁她。许鞍华拍萧红，也只能从才华与身世两个维度去拍，但不因为她的才华之高去仰视她，或因她的身世之痛去哀怜她。美好的，悲惨的，她所经历过的，时代与命运纠结在一起，电影用的是近于节制的描述，并且保持着画面的美感。这里头有一种女艺术家间的相知，仰视与哀怜都不是相知，相知是平视的。正如丁玲与萧红之间也有一种相知，她们的性情气质相去极远，但是她们有一种有才华的女性之间的相知：承担着才华同时也承担着命运，在尽力地将才华燃烧时，往往带点局外人似的态度放任自己的与常人不同的命运。

　　萧红的才华如此耀眼，她虽然一再地遇人不淑，却也一贯地将别人吸引到身边。从陆哲舜到汪恩甲，与其说别人始乱终弃，不如说她的才华的光焰既吸引了人，也灼伤了普通人的人生，萧军把她救出来，不仅是把她救出了那个欠了六百多元巨款的旅馆，而且他和她一起进入了一个新世界，文学青年的，左翼作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萧红能安放下她的才华，能以她的才华得到认可。

　　然而自由对于女性来说，并不是问题的终结，而是问题的开始。在笼子里时，自由是可贵的，在自由时，又必须找到依靠。萧红一直没能做到像丁玲，或者像许鞍华那样，独立地自由着，在自由后，她一直处于需要一个坚实的依靠而没有依靠的状态中。

　　萧军是她自己要离开的，一方面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另一方面是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位置是找一个地方好好写作，于是她希望能在端木那里找到“谅解、爱护、体贴”，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也许换一个平静的时代，端木也能是这样的一个丈夫吧？然而时值乱世，他不是一个能艰危与共的伴侣。在电影里，她孤身一人流离失所，但并不改她的天真，天真的小时得宠的孩子都有挥霍的毛病，所以她对钱，对身体，对生命，都有不算计的挥霍，将自己逼到穷困病弱早逝的境地。

　　她的孤苦是她自己造成的，也是乱世造成的，那么世事洞明的张爱玲，也一样只期待“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许鞍华知道什么是求而不得的，只能给一个人倒在地上的她，安排一只拉她起来的手。

　　许鞍华拍了一个惨痛的故事，但是在电影里，萧红自始至终没有哭过，在电影院里，观众也没有泪下。许鞍华选择把萧红的故事拍得，痛在心里。她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她只给出索引。对于一部院线电影来说，它的长度与形式都显得如此孤独，但是这是一个导演对院线的贡献，她提升了院线电影的艺术水平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