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的语调总是淡淡的，如同她写出的《1966年》。

　　在博库·全民阅读周刊春风图书榜的颁奖盛典上，王小妮以《1966年》领走了最高奖项——白金图书奖。

　　她说——我看重《1966年》的呈现和还原，它的故事远没有讲完。

　　的确，那些父亲、母亲、女孩、戴眼镜的人或不戴眼镜的人，在极简的文字间行走，却背负了身不由己的时代。而此刻捧起这本书，那个年代普通人的生活，所见的，正是王小妮给出的震撼和提醒。

　　1966年，故乡记忆

　　记者（以下简称）：《1966年》的所有插图，出自您之手，我发现每一幅插图都有大片的墨色，借此，您想表达什么？

　　王小妮（以下简称王）：准备画插图前，先削炭笔，想削出一个有斜面的笔锋，削掉的炭末越来越多堆在白纸上，稍一动，随时改变着形状，或散开或凝重，黑黑的一坨，正像1966年压在人心里的感觉，突发奇想，决定每一幅图完成后都压上这坨炭粉，随它自然成形。这就是它的来由。

　　记：您在前言中有这样的标记——“2013年8月5日改于长春”，当时是为这本书的修改，特意回到故乡长春吗？故乡此时情境以及您的心情有了怎样的变化？

　　王：只是当时人在长春，8月，东北是避暑的地方，也是要给母亲过生日的月份。

　　订正好了，随手记录了时间，也许潜意识里，想不同时间发生在同一城市里的事情出现某种联系吧。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诗里写过我是没有故乡的。1985年春天离开长春，走得急促决绝，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就没有故乡了。如果一定要物化地说出一个故乡，长春这个城市也失去了资格，它自己毁掉了大半有历史有故事的建筑。在1948年的春秋之间，城市已经遭到严重损坏，很多房屋的木门窗被拆掉当了劈柴，为煮熟一口吃的东西。我童年住的有木栅栏有花园有漆地板的房子从1967年起，住进更多人家，现在破烂不堪，不忍心再去看。或者我的所谓故乡记忆就停留在1966年了。

　　记：就这本而言，2014年结集出版，较之上世纪90年代写作之时，有文字或者情节上的修改吗？如果有，是哪些？

　　王：出版前，主要做了字词的调整，希望行文更踏实。这组小说的本来基础就是有点飘的有点虚幻的人物和现实的故事，这个没有变化。我说过，如果能放开写，1966年有无数的可能，它是写不尽的，当然最有说服力的是原始记录，但文学的用力不一样，永远有更细微更隐秘的部分可以探究。

　　我，父亲，外祖父

　　记：1966年，您只有11岁，有哪些关于那一年的记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一直回荡不去？

　　“文革”十年，您从童年迈入青年，其实，它的影响又不止十年，它占据了一代人成长的岁月，能谈谈“文革”对您这一代人的影响吗？

　　王：就像你说的，它回荡不去，它霸占了头脑里的某个空间，总在发出响声和气味。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教室里很安静，前面有几个学生开始分发学生登记表，一张纸的表格，那个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全程伴随着吓人的有空声和回响的心跳，惶惶不安地等待那张表格，它一定有“家庭出身”一栏，那一刻它能放大得比学校操场还大。没有橡皮大的那一栏里，如果填“革命干部”是有危险的，这等于主动暴露了出身不好，不然，为什么不是写上贫农或工人？写“革命干部”这四个字就说明你心里藏着鬼。但是，“地主”这两个字要写在那个小的空框里得多艰难。教室的地板是上世纪初的日本学校的老地板，年久失修，缝隙很大，可是不能钻进去躲起来。

　　填家庭出身的噩梦大概二十多年后还做过。

　　开始写日记就是在1966年，被家长发现一次，制止一次。我爸爸几十年里始终在叮嘱：“你写下来的字，就是别人整你的材料”。他不允许我往任何纸上写字，他说你可能不知道那张纸的背面是什么，特别是当时的报纸。我的很多恐惧更多来自家人的恐惧，非常近非常直接。而到了90年代初，同样是我爸爸，他把我发表的文章复印过胶，放在他自己手边。直到这时候我才理解了，他是喜欢看它们的。

　　记：作为读者，我读《1966年》总觉得平静之中的其实是战战兢兢，比如《钻出白菜窖的人》，居委会老太太带着两个陌生人在院子外面走过，有莫名的寒意。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奔走的人，一步迈出去，可能就是万丈深渊。

　　王：《钻出白菜窖的人》其中的那位已经去世的教师有我外祖父的影子。在1966年我们家里曾经来了两个搞外调的人，阴森森的坐着问，还记录。我并不懂他们想调查的是谁是什么内容，但是那个情景记得，很害怕。

　　老故事也是新故事

　　记：您的《1966年》与《方圆四十里》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从1966年，到1975年，您还说过要写一个发生在1966年和1975年之间的故事——《少年和17颗铁珠》。目前，这个故事进行的怎样了？这三部以“文革”为时代背景的作品之间是怎样的联系？

　　王：这个延续性不是理性，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的，起初是很想把那个年代用文字呈现给后面的人看，让它更能被感知。

　　早在写1966年系列的时候，就有一个1967年的故事在心里，知道它是个长故事，最初设定它会固定发生在一个圆圈形的老式居民楼里，为什么是固定，因为那一年很特殊，城市大街上空空荡荡，人们不敢出门。这个故事一直没有写出来，一直存着，最近开始把它的大纲细化，故事发生地移到一所中学，一个少年受命把守一所空无一人的中学。它要慢慢写，不着急的。

　　为什么要把1966年和1967年划分得很清楚，亲历者才知道这两年有多不同，从不明到荒诞的过渡有多么快。而到了1975年，人们已经变了，不再那么惶恐，好像混混沌沌地终于在心里都摸到了底，这个有了底的复杂感觉，到今天都还持续在，可怕的是这个底是虚空的戏谑的无诚意的，是“我不相信”。所以，老故事也是新故事。

　　记：“文革”时代，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到一种毫无准备的生活中，您在《1966年》的前言里说——不知道父母去了什么地方，怕院外木栅栏上的大字报，准备被茉莉花瓣晒成茶叶，一听到喇叭声口号声，就跑到街上去看敲鼓、看演讲，看游街，看批斗，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那时的青年亦是，未曾思考过为什么，一脑子“热血”就迈入了闹哄哄的队伍。

　　今天，是否可以去回答为什么？你个人觉得该如何去反思“文革”以及“文革”中的年轻人？

　　王：我看见了以不同的形式和口号重新上演着旧故事。“文革”本身也可以追溯前缘。

　　今天还不能直接说出为什么，这种思维的延续，没有被一个年代给切断。叫“文革思维”可能不完整，它不是突然出现也不是突然消失，我说过，不是坏人变老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