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车上看到一本《菲雅尔塔的春天》。当时他在等我从办公楼里出来，车停在我们单位大门口，我出来时一眼就看见一个借着黄昏余辉在看书的出租车司机。上车后我问：“你喜欢纳博科夫小说？”他说：“他不就是《洛丽塔》的作者吗？”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杭州的出租司机多么有文化（这是绝无仅有的孤例），而是想说《洛丽塔》有多么popular（流行）。1955年9月，历经挫折的《洛丽塔》终于在宽容的法国巴黎得到奥林匹亚出版社的认可出版，但这是一家专业色情读物出版社，出版后仍屡屡被非议鉴定为非道德读物。

　　聪明如纳博科夫不是不知道自己一定会被误读，或许被误读就是文学的命运吧，干嘛要为难命运呢？尤其是命运的轮盘给他转出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纳氏丰厚学养直接滋养的《微暗的火》、《阿达》、《玛丽》、《斩首的邀请》、《黑暗中的笑声》等著作从未给他赢得过像样的福利，这一部小说却让他赚取了足够的金钱获得了财务自由，让他回到终生喜爱的蝴蝶研究与写作事业。

　　好在没有被《洛丽塔》打动的那一部分读者在《说吧，记忆》里彻底臣服了。在这部记忆的珍珠连缀而成的作品中，读者看到他美好的童年时期教育为他打下了多么出色的人生底彩。

　　《说吧，记忆》中闪闪烁烁的意象充满了蝴蝶与形形色色家庭教师面孔。7岁的纳博科夫发现了蝴蝶，9岁时完全掌握了欧洲所有鳞翅目昆虫的知识。他的传记作者博伊德认为，对蝴蝶的发现以及发现的快乐也传递给了他的小说创作，影响了他的创作观。“从蝴蝶他认识到不能把世界视为理所当然，它比看上去更为真实也更为神秘，因此他要使自己的世界能够与这个世界相媲美。”

　　那些物质细节可能是当今读者十分陌生也津津乐道的：家里常年雇佣的50个仆人，莫斯科的3层粉红花岗岩的房子，维拉的夏季别墅，显赫祖辈们（司法大臣、矿业主、皇家医院院长），他从舅舅那里继承的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的200万美元的遗产与一座庄园，一连串的英国保姆和来自英国法国瑞士波兰芬兰瑞典的女家庭教师，其间还有接近一个连的来了又去的俄罗斯男家庭教师，一次次的出国旅行，一次次的扑蝶经历，一个又一个女孩子、少女、青年女人……可是，这完全不是一位落魄的纨绔子弟夸耀自己“曾经阔过”的浅薄之作，他时缀时连地串起这些如烟往事有点像曹雪芹写《红楼梦》，恰是向世人印证一个大作家心灵的成长史。看着书页间腾空而起的一只又一只意象中的蝴蝶，它们经过时间的孵化破蛹而出，翩跹而至，美不胜收。

　　1919年，一大群纳博科夫家族的人——事实上是三家人——取道克里米亚和希腊逃离俄国到达西欧。两个儿子被安排去剑桥学习。家族其他成员在要伦敦呆一段时间，生活费用靠少量珠宝开销，这是娜塔莎——母亲的老女仆，离开彼得堡之前最后一刻从梳妆台上扫进盒子里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曾充分品尝过富裕明亮之甘美的人一夜之间沦为赤贫的心境。纳博科夫的父亲出于爱国之心，没有事先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在柏林，纳博科夫一家过着贫困的生活，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当家教，教授法语、俄语、拳击和网球。除此之外，就是稿费和参加文学朗读会的一点收入。被富养的男孩纳博科夫，他在贫困的生活中能够生存下来，还能保持完整的人格与心智应该是早期教育的成效。舅舅留给他的遗产在当时的五十年代就有200万美元的现金和一座庄园，当然后来全被没收了。对于财产的损失他并没有像心灵自由受到侵犯那样痛心疾首。到美国后的纳博科夫，靠着语言与文学的天赋在大学谋上了一个教职。人们对他的文学讲稿评价不高，但不管其中充斥着多少的武断和偏见，不可否认的是他藉此教导了学生学会使用敏锐的眼光去阅读文学作品，并从而学会思考与文学有关的一切，简单讲，就是学会读书和思考，这是他当时的学生后来回顾和他一起学习时受益无穷的地方。对如日中天的名人他总是另有见解，绝不轻易顶礼膜拜。他最痛恨的人非弗洛伊德莫属，有一次接受访问时，对方提到有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去诠释《 洛丽塔》，他气到当场快要跳脚了。

　　来到美国的纳博科夫已人到中年，仍然和夫人薇拉一起开着一部奥斯莫比尔美国车奔跑于落基山脉和大峡谷等地扑捉蝴蝶；一辆车一开便是20多万英里。

　　（选编自微信公众号“会饮读书”，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