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是《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文本阅读。

　　舒晋瑜采访我的时候桌面上通常很干净，就一个笔记本电脑，偶尔也做笔录。然后，她就和我聊起来了。她也不怎么发问，就是聊。她的话题往往是起始于文本内部的某个细节——这其实也是一个提示，你的文本我可是“细读”了。她老老实实地问，我也就老老实实地说。这样的采访是不是最有效的呢？我也不知道。我能够知道的只有一点，接受舒晋瑜的采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也用不着正襟危坐，想到了哪里，就说到哪里，很舒服。

　　事实上，在闲聊的时候，不像她在采访我，更像我在采访她。

　　毕：“总是看见你，你做记者不少年了吧？”

　　舒:“不少年了。”

　　毕：“哪一年开始的？”

　　舒：“1993年。”

　　毕：“天哪。——哪一年来的《中华读书报》？”

　　舒：“1999年。”

　　毕：“一直在？”

　　舒：“一直在。”

　　毕：“这么多年了，应该给你个主任干干。”——这是我多年来想改而没改成的老毛病，说着说着就拿自己当领导了。

　　说自己拿自己当领导当然是一个玩笑，我真正想说的其实还是另外的一件事。在中国，能够始终在一线做记者的其实不多，做到一定的年纪，各方面都成熟了，就被“调”走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记者“永远”年轻。我在国外看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里的记者都偏于年长。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的一线记者待遇太低了。我们江苏有一家媒体，他们的文学记者过几年就要换一茬，截至现在，我已经开始陪伴他们的第六代记者了。我想说的是，做什么都需要积累，作家需要成长的空间，记者也一样需要。

　　2018年，已经是舒晋瑜在《中华读书报》“跑文学”的第19个年头了。她一直在一线。这殊为不易。就在去年2月，利用我在北京宣传新书的机会，我特地请舒晋瑜喝了一杯咖啡。我们聊得更多的却不是书，而是孩子，准确地说，她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正是得益于这次闲聊，我第一次知道舒晋瑜是淄博人，不是“山西”的“晋”人。她对我说，希望我能够去一趟“淄博文学大讲堂”。我没有犹豫，我说，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