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江南成为才女的摇篮

　　秦淮八艳与名士们的诗社酒会，《红楼梦》大观园里女孩子们的唱酬联吟，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以诗为媒的唯美爱情……过往的许多影视作品，曾为人们勾画出许多鲜活生动的江南女性的文学生活场景。

　　在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陈玉兰看来，这些故事虽存在太多的艺术虚构，但与明清江南女性文学创作的原生态之间存在着差异，她认为，讲中国古代的文学生活，不能绕开女性，反而要强调女性，更要着重关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学女性。

　　明清时期

　　女性文学家已十分活跃

　　提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人们会想到蔡琰、李冶、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贞、秋瑾，但在陈玉兰看来，仅有这些名字相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来说，在数量上还是太少。

　　她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男女两性的创作的关注程度有失平衡，男性得到的关注远远大于女性。“在现有的文学通史著作中，女性作家只占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边缘位置，在通行的作品选集中，出于女性之手的作品实在微乎其微。”

　　说到李清照，人们的脑海中或许会映现出《声声慢》中，那十四字叠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所描绘的人生况味。但陈玉兰说，像李清照这样杰出的文学女性并不是中国文学史中仅有的异数，这一类为人们所赞叹的词句在文学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

　　清代雍正前后江苏丹阳县有一位出身贫寒的女子，名叫贺双卿，她曾写过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词中尽用叠词，把病中柔弱女子的哀苦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被后人评价为其用叠词的艺术甚至远在李清照之上。而贺双卿却只是一个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农妇。

　　陈玉兰感叹道：“李清照的光辉不足以让天下所有文学女性黯然失色，她们自有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明清两代女性文学家的活动已是令人瞩目的活跃。陈玉兰说，像《红楼梦》里描绘的大观园中女子的文社诗会等活动，在当时也有很多现实的例子，如吴江叶氏家族女性的诗词唱酬、蕉园七子、吴中十女士、随园女弟子湖楼诗会的文学活动等。

　　除了女性文学家的活动，在清代还有许多文学夫妇，如孙原湘与席佩兰、任兆麟与张允滋、陈基与金逸和王倩、徐达源与吴琼仙、陈燮与袁淑芳。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里便记录了一位普通文人及其闺侣的真实风雅生活。

　　青楼和闺阁

　　都曾是才女的摇篮

　　陈玉兰认为，古代女性文学生活的代表时期是明清两朝，这个时期，女性文学的创作队伍井喷式壮大，经历了从青楼文学到闺阁文学的转化，也使得传统妇女文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回溯中国女性文学史，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礼教被铺天盖地强制推行，三纲五常、无才是徳等观念深入人心。”陈玉兰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大部分女性幽闭闺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礼教的束缚使得家中女性虽有贤淑美德，但缺少生活情趣。与此同时，青楼妓家开始出现，成为了男性冶游的对象。

　　“士人在梨园、青楼流连，抒发自己的孤寂和压抑，”陈玉兰说，“女妓们以巧言令色、歌舞辞章周旋在骚人墨客之间，又在与士人的交往中受到了艺文的熏陶，从而构成了清代以前女性文化人的主体。”

　　青楼文学一枝独秀，成为了中外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明，到了清代，士人的生活重心由社会转向了家庭，青楼文学逐渐衰退，演化为闺阁文学。

　　“明代中晚期，兴起了一场以主体意识的张扬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思潮，其根本是要打破礼教及传统的束缚，回归人性的自然。”陈玉兰说，在这一背景下，女性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男性的平等意识也悄然滋长，一些开明之士开始注重对家族女性的教育。

　　清代的士人一改以往对女性创作的藐视态度，不仅大造舆论，不遗余力地标榜女性的诗文之才，还在行动上给予女性种种帮助：编辑历代妇女诗文集，刊刻流传；为同时代女性的创作撰写序跋；招收女弟子，亲加指导，如袁枚的随园女弟子、任兆麟的清溪诗社女弟子、陈文述的碧城仙馆女弟子等。

　　陈玉兰说，在男性文人的鼓励下，闺阁女性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有了强烈的“立言”的意识和“不朽”的欲望。她们聚会结社、唱酬联吟，凭着真情实感和清妙灵机，畅写心声。明清之际及雍乾时期，清代妇女文学达到极盛。

　　江南地区

　　女性文学家比例达七成

　　美国学者曼素恩曾在《缀珍珠——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一书中，对我国清代有籍贯可考的女作家的地域分布做过一个统计，结果显示，在3181位有记载的女作家中，有2258位来自长江下游地区，比例高达70.9%。

　　“当时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以及环绕其周边的绍兴、扬州、南京、桐城、新安各府，是严格意义上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区域的小江南地区，是才女汇聚之地。”陈玉兰说。

　　她认为，清代江南地区的女性著作家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占有绝对优势，跟江南地区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区域地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清代，江南地区科甲鼎盛、人文荟萃，这为闺阁女子涵养文学素养、成为文学女性提供了沃土，“名父之女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才士之妻有夫唱妇酬的条件、能够得到丈夫的理解与支持，令子之母的作品会有人刊刻流传，这些被认为是古代女性能够成为文学家的三大要素。”陈玉兰说。

　　在浙江海宁，有一“唐宋以来巨族”查氏，曾出现过“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盛况。24卷本的《海昌查氏诗钞》中，选录了52位查氏女性诗人的诗作，其中有查继佐妻蒋宜、查慎行母钟韫、查嗣庭女查蕙纕等。

　　陈玉兰认为，在这些女诗人身上，能很好地体现“名父之女”、“才士之妻”、“令子之母”的本色，同时也能反映出江南世家大族对闺阁文学的影响。她说，“江南世家多耕读名士、诗书传家，重视文脉之传，这让闺阁女士学有渊源。”

　　地理环境因素也雕琢与陶冶着作家的风格。梁启超曾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陈玉兰说，江南的柔山软水、徐拂信风、弱柳芊绵、小桥流水、游鱼细石，有自足的审美价值，影响人的心性气质，使江南女性诗意栖居有了外在环境，塑造了江南女性的柔情和她们尚文不武、清雅幽秀的审美取向。

　　“明清江南女性的文学生活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妇女的独立自主之路上洒满了文学女性的血泪和汗水。”陈玉兰希望能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女性文学的科普，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江南女子丰富多彩的文学生活，同时以更宽广的人类情怀，反思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性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