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夏天，杭州大学中文系学生计伟强，经郭在贻教授推荐，学校同意，在撰写毕业论文的同时，承担姜亮夫先生以往积压论著的整理工作。接下去的三年半时间里，他一直替先生工作。

　　2020年5月15日，64岁的计伟强带着我们，回到39年前他几乎每天出入的杭大新村4幢3号。

　　“姜亮夫先生、夏承焘先生是当时杭州大学中文系最负盛名的两位教授，住同一幢楼里。”从西溪路56号杭大新村大门进入小区后，我们顺着计伟强的指点，找到了当年姜先生的家。

　　外墙上的幢号是后来重新编制的“11”，隐约还能分辨出“4”的痕迹。这是一幢南北向的小洋楼，两个单元各四户。西边单元东边一楼那套，就是以前姜先生住的。一楼各家南面有个花园，花园外是条小路，亦可由此入户。

　　当年，姜先生就是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也是在这里，一批批后生，聆听先生的教导。

　　做学问是水塘里打桩

　　为教学亲手选研究生师资

　　“里面是三室一厅，南门进去后就是客厅，也是餐厅。当时师母住在客厅东边朝南的大房间。客厅西边朝南那个小点的房间,是姜先生的女儿、女婿、外孙女一家人住。过了客厅，东边朝北有一个很小的房间，是姜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

　　花园已经破败，一道破旧的围墙和关着的旧铁皮门，把城市纷繁的变化和来访者挡在了外面。我们绕到小洋楼背后的单元门，试着敲了一下4幢3号的门。开门的是已从浙江大学哲学系退休的王守华教授和夫人。

　　姜先生1995年故去，王守华教授1996年搬来。王教授说，“那时候朝北的厨房、卫生间的木窗框都叫白蚁给吃掉了，只好换了铝合金窗框。只有这个朝北小房间还是老的窗框。”

　　我走进这间小书房，老的奶白色的八格木头小窗框朴素静谧。计伟强告诉我，以前东面靠墙是一张床，朝北的这个窗口，是一张写字台，一摞摞的书、笔记本、资料卡片、热水瓶、杯子什么的，都堆在上头。桌子前有一张藤椅，进门来的学生，常看到姜先生坐在这里看书。

　　这个侧影也是姜先生的弟子——文化与旅游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导任平最熟悉的，“先生高度近视眼，长期伏案而背已经佝偻”。任平看到的先生，“眼镜片就像酒瓶的底一般厚，看书时脸紧贴着书页，几乎是‘闻着’看的。”

　　姜先生说过：“做学问就像在水塘里打桩，打得越深，旁边的东西就越来越吸附到一起，学问的根基就越来越深，否则就像浮萍一样没有一个归属。”他做学问，就是坚持“要综合一切相关学科，才能说明某一个学科”。

　　这种“以小学立根基，以史学致宏大”的治学方式，一代代后辈都深有体会。

　　姜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教授傅杰，1983年考上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第一届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他回忆姜先生亲自定的研究生培养计划，“这个方案太庞大了。”

　　姜先生当时手定的研究生培养方案：除了《周易》《尚书》《诗经》《左传》《论语》《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屈原赋》等必读专书，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版本、校雠（chóu）等必修课，还设置了《史记》《资治通鉴》《史通》《文史通义》《文心雕龙》《国故论衡》等选修课及中国地理、中国工艺、中国艺术、中国农业、中国建筑、礼俗与民俗、中国古代社会、历代官职变迁、印度三宗论语佛教提纲等专题课。

　　而姜先生呢？“亮夫师一意孤行，竭力尝试”，并且很快亲自组织好了师资——

　　从杭大中文、历史系请来了蒋礼鸿、沈文倬、刘操南、徐规、郭在贻、雪克等先生；又从地理系请来陈桥驿先生讲中国历史地理，物理系王锦光讲中国科技史，数学系沈康身先生讲中国建筑；教版本学、佛学的老师，则是从北京请的；还有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的两位老师：一位是中国美术史专家王伯敏先生，另一位是精于诗文、长于书法的章祖安先生。

　　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

　　自发自愿成长

　　说到这位章祖安先生，有一件小小的轶事。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章先生是杭大中文系的学生，古典文学功底极佳。

　　傅杰在《前辈写真》中回忆过，1985年，姜先生邀请章祖安来讲课，许诺专车接送。章先生当时住在美院附近，过来没有直达的公交车。

　　专车接送过一次之后，传闻有人议论：“章乃本校毕业生，回来上课还用派车？”于是车被取消。章先生随即电告古籍所管教务的老师，宣布中止授课。

　　章祖安一撂挑子，姜先生急坏了。当时83岁的姜先生手写了一封短札——

　　祖安兄：

　　专题《周易》报告，无论如何请你讲完，为了孩子们，非为吾辈计也。特此即问近佳！

　　亮夫顿首 十一月十六日

　　为了孩子们，是姜先生作为老师，心里最牵挂的事情。敦煌学专家柴剑虹讲起，晚年的姜先生在病塌上和他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为年轻学子创造更多、更好的学习进修条件，去完成老一辈想做而未做成、做好的课题。

　　姜先生在教学中，特别注重调动每个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到了博士阶段，姜先生不给学生列书单，博士生都自己列书单，拿给先生看，他会勾画出来哪些一定要读一读，哪些不值得读。

　　姜先生做中文系主任的时候，曾经跟老师们讲过学术研究，譬如种花种稻，“最好不要使用一般的‘领导方式’，便是花匠老农，也只好浇浇水、上上粪，从旁看它长出。‘家’当然是要许多方面培养协助，但一定只能让他‘自发自愿’的自己成长。”

　　任平读博士时，正式入姜先生门下。“姜先生几乎是‘寓教于乐’。”他大概每个月去姜先生家里一次。每次上课，姜先生都视为尽兴畅谈回忆过去的好机会——

　　说起在清华研究院时的导师王国维、陈寅恪以及曾求教的章太炎等，从生活琐事的娓娓道来，自然点出了这些大学者的学术态度、思维方式和一代风范。

　　“这种教导在当时是多么先进。”任平说。

　　在学术世界里心无旁骛

　　西湖一年去不了一次

　　总之，学生问什么，姜先生都能说上来，丰富而自由。

　　听学生后辈们讲起来，总觉得姜先生的一辈子像是有普通人的两辈子、三辈子那样长。

　　计伟强说，姜先生一生高产，一是讲究研究方法，二是保持笔耕不辍。

　　姜先生非常重视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以及资料的工具化编纂。他论证一个观点，往往旁征博引，资料非常丰富。关于这一点，姜先生曾经说过：“编工具书这类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

　　这样的资料索引，是对后续研究者来说功德无量的工具书。那先生的时间又是哪里来的？

　　相比几位学生，计伟强作为助手，跟姜先生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一些。他印象中，平时，先生大部分时间全在看书、写字。他说，看看先生病殃殃的，真的难以理解怎么能做到笔耕不辍，意志这么坚定，毅力如此顽强。

　　姜先生的外孙女姜祖韵讲起过，“外公在杭州的三四十年，真正意义上去逛西湖的日子，加起来也没多少次。最多是外婆年轻的时候要去西湖，他陪着去。到了晚年，一年到头也去不了一次。”尽管杭大新村就在黄龙洞边、宝石山下，走路两公里，就是西湖边。

　　姜祖韵说，外公真正的大量文章，其实是在他五六十岁以后发表的，就是到杭州教书的最后几十年。“他是高度关注在学术的世界里的，这个跟他整个生活的状态，他的关注力很有关系。”

　　先生对人生也看得很透。姜祖韵说，“外公觉得，教育，是人生中一件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

　　如果能在某种时空与姜先生对话，我真的想问先生：如何在时代的沉浮中，始终保持这样一种个人自由、创作自由？

　　安顿自己，心无旁骛。这或许是我们能够还原的一个答案。 （下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