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年前，一位日本学者和我一样，也是看着云冈石窟文物，惊叹得神魂失据。

　　1902年，清末年间，35岁的日本著名建筑师、建筑史家伊东忠太第二次到中国内地考察。大同是这趟考察路线中设定好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因为此地曾为北魏的都城平城，辽金时代的西京，他称大同是一座“情趣别致之古城”。

　　但是云冈石窟，完全在他意料之外。

　　30多年后，一群在北京听了伊东忠太的演讲后大受刺激的年轻人，也来到大同做田野考察。这几位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惊讶地发现，原来云冈石窟是如此伟大的石窟寺建筑，而且还有建筑中的建筑，窟里雕刻了许多北魏时期木结构建筑的图像，甚至还有外域的建筑形象。

　　这次开开眼，变成了正式的建筑考察，也揭开了云冈作为民族文化融合见证的神秘面纱。

　　伊东忠太的再发现

　　1902年6月1日，伊东忠太一行从北京骑马前往山西，6月15日到达大同。

　　这趟旅行，伊东有备而来。考察手记中，他曾记录下事先做的功课，“假如对二者（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近乎无知，中国旅行不免会是大煞风景……”

　　在大同考察完华严寺后，伊东拜访了当地知县，翻阅《地方志》后，得知在县城西三十里有石佛寺。此前，他没有看到过学术界任何关于云冈石窟的记载。

　　6月18日，伊东忠太骑着马向西行，往武州山走了约15公里，遂至云冈。行路艰难，加上100多年前的6月中旬，和今时差不多，大热天。那几天，伊东测过温度，“（室外）温度计显示温高为115华氏度（46摄氏度）。”

　　但是，这趟艰苦的骑行，是何等值得——看到云冈石窟的伊东忠太说自己“一见之际，舌抬不下”——“寺为大小无数之石窟；其中佛像无量数，自数丈乃至数寸，漫壁施雕刻”。

　　由此，伊东忠太“再发现”了云冈石窟。

　　之所以讲是“再发现”，“魏风堂堂”展策展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瞿炼老师说，因为云冈石窟并不像印度阿旃（zhān）陀石窟（世界三大佛教石窟之一）那样曾经消失在密林里过，后又被重新发现。

　　“云冈石窟一直屹立在大地上。清代学者朱彝尊还曾撰写过《云冈石佛记》。此后才消失在学术界的视野中。”

　　伊东忠太一行先看到了村落。他得穿过村民家，从后院才能看到已经在漫长岁月中沦落为堆放农具杂物的“作坊”，当时石窟已经与农家的屋顶相接。

　　他很快确定，云冈石窟“为后魏遗迹无疑也”。伊东原先做梦也想不到“此地竟有拓跋氏时代遗迹”。

　　云冈石窟是座古建筑

　　伊东忠太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建筑”这个词汇的人。在云冈，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里有他一直在找的答案。

　　云冈石窟，是一座古建筑。

　　考古学家宿白根据《魏书·释老志》考证得出：公元460年，北魏皇家开始营建当时名叫武州山石窟寺的工程，它的基本功能是一座寺庙。

　　到公元524年，云冈石窟基本停止营造工程，整座石窟寺庙群，东西绵延1公里，共有200多个大大小小的石窟，5万多尊佛像。

　　按照宿白的分期论，以著名的第20窟露天大佛往东的五个洞窟，即昙曜五窟，为第一期所建；往东的石窟，为第二期工程，建于471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前；第20窟以西，是建于471年迁都洛阳以后的第三期石窟。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灅（lěi）水》篇中是这样描述云冈石窟的：“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郦道元所述的云冈，与今日所见有些不同。

　　去年12月，记者曾经去过一趟，依文索骥——我从东边一路朝最著名的云冈第20窟主佛走去，一眼望去附近并没有水系。而在北魏时期，武州川就在石窟前二三十米处，故称“山堂水殿”。宋金时期因河水泛滥，为保护石窟，武州川被改道。所以，如今，肉眼看不到更远的武州川（现十里河）了。

　　烟寺相望，说的是炊烟和寺庙相望，这里曾经也有很多僧人居住。

　　走到第19窟前，记者看到洞窟的明窗上有大洞，这其实是梁孔，当年有梁穿过伸到外面。石窟外立面的地面上，也有考古发掘揭示出来的柱洞遗迹。

　　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王南老师说：“从这些木结构建筑的地层中，能找到辽金时期的，也有北魏时期的。所以很长一段时期，这些石窟的外立面，还包着一层木结构的建筑。”

　　走到20窟，即见“真容巨壮”。

　　云冈石窟第一期460年~465年在沙门统（官名，主持佛教僧务）昙曜主持下开凿的五个大佛窟，就有1万名工匠参与。

　　第20窟大佛之所以出名，也是当年“因岩结构”不太妥当。开凿后不太久，第20窟的窟檐就崩塌了。结果塞翁失马，洞窟的主佛完全露了出来，从而名扬天下。

　　但这尊大佛并不是昙曜五窟中最大的。最大的佛在隔壁第19窟，主佛高16.8米，相当于五六层楼高。

　　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云冈石窟，给了伊东忠太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伊东来华前，研究对象是日本存在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奈良法隆寺（建于我国初唐时期）。

　　在法隆寺，伊东发现依稀的一些希腊装饰的痕迹，他大胆假设，法隆寺建筑风格的源头，是希腊。于是，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旅行计划，从中国出发，经过印度，最后去希腊。

　　结果他在中国云冈，发现了日本古代建筑的源头——在他的中国纪行笔记里，画了许多图：法隆寺金堂斗拱的局部和云冈的一斗三升非常相似；法隆寺的五重塔，和云冈第39窟的五层石塔非常相似；而法隆寺里比木构建筑还要古老的国宝铜雕像，和中国云冈石窟第三期秀骨清像的雕像，不论是表情、手势还是衣纹，都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此后，一大批学者因为伊东的发现而纷纷前往云冈探索，不断地充实学术史。这其中，就有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到达云冈。当年，云冈石窟前已经没有村民居住了，但仍留有大片农田。为了节省时间，梁思成他们决定不回大同过夜，晚上就住在废弃的农舍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盖着报纸取暖。

　　这一趟的辛苦，同样是值得的。

　　梁思成他们还发现了进一步的建筑细节：奈良的法隆寺建筑结构上有云形拱，把斗拱都雕成云雾的线条，这在现存建筑中都已经消逝。但在云冈，不管是五重塔或者九层塔上，都雕出了云形拱。

　　在后来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合写的论文《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还提到了云冈石窟对西方艺术元素的融合，“（西方母题）做了汉族艺术天才的引火索。”

　　当时，随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许多异域的艺术母题一并涌入。在云冈石窟，到处可见这样的“火花四溢”。

　　当年考察时，林徽因留下一张照片，她坐在第20窟露天大佛的右膝盖上。

　　如今看第20窟大佛，受犍陀罗风格影响明显，有一个挺拔的希腊鼻子，穿右袒式的袈裟，嘴唇上方还有两撇小胡子，很浓的异域风情。而犍陀罗就在今巴基斯坦境内，因受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影响，这一风格的佛像带有希腊雕刻的风格。

　　但是犍陀罗风格的佛像，眼睛处是有眼无珠的。此时，北魏工匠出场了——中国艺术家的传神功夫，全在眼神刻画上呀。安上了眼珠的大佛，明显带有悲天悯人的气质，这是刻佛点睛。

　　另外一种影响云冈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是印度的笈多风格——会将佛像的衣纹雕成贴身湿衣的感觉。

　　中国工匠同样不甚满意。特别是北魏孝文帝为促进胡汉民族融合推行汉制改革后，皇帝带头穿汉服。于是，云冈二期的佛像，开始穿上南朝士大夫的宽袍大袖。

　　云冈石窟建成后，不仅影响着周边地区的石窟造像艺术，甚至间接影响日本艺术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它是一个能量的中心，吸收着能量，也不断地在后世向各个方向辐射着能量。 （下转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