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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02版:人文读本·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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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石头上的鸿篇巨制
也是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

千年前的
中国天才
用艺术融合
中西风格

云冈第 20窟露天大佛

  118年前,一位日本学者和我一样,也是看着云冈石窟文物,惊叹得神魂失据。

  1902年,清末年间,35岁的日本著名建筑师、建筑史家伊东忠太第二次到中国内地考察。大同是这趟考察路线中设定好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因为此地曾为北魏的都城平城,辽金时代的西京,他称大同是一座“情趣别致之古城”。

  但是云冈石窟,完全在他意料之外。

  30多年后,一群在北京听了伊东忠太的演讲后大受刺激的年轻人,也来到大同做田野考察。这几位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惊讶地发现,原来云冈石窟是如此伟大的石窟寺建筑,而且还有建筑中的建筑,窟里雕刻了许多北魏时期木结构建筑的图像,甚至还有外域的建筑形象。

  这次开开眼,变成了正式的建筑考察,也揭开了云冈作为民族文化融合见证的神秘面纱。

  伊东忠太的再发现

  1902年6月1日,伊东忠太一行从北京骑马前往山西,6月15日到达大同。

  这趟旅行,伊东有备而来。考察手记中,他曾记录下事先做的功课,“假如对二者(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近乎无知,中国旅行不免会是大煞风景……”

  在大同考察完华严寺后,伊东拜访了当地知县,翻阅《地方志》后,得知在县城西三十里有石佛寺。此前,他没有看到过学术界任何关于云冈石窟的记载。

  6月18日,伊东忠太骑着马向西行,往武州山走了约15公里,遂至云冈。行路艰难,加上100多年前的6月中旬,和今时差不多,大热天。那几天,伊东测过温度,“(室外)温度计显示温高为115华氏度(46摄氏度)。”

  但是,这趟艰苦的骑行,是何等值得——看到云冈石窟的伊东忠太说自己“一见之际,舌抬不下”——“寺为大小无数之石窟;其中佛像无量数,自数丈乃至数寸,漫壁施雕刻”。

  由此,伊东忠太“再发现”了云冈石窟。

  之所以讲是“再发现”,“魏风堂堂”展策展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瞿炼老师说,因为云冈石窟并不像印度阿旃(zhān)陀石窟(世界三大佛教石窟之一)那样曾经消失在密林里过,后又被重新发现。

  “云冈石窟一直屹立在大地上。清代学者朱彝尊还曾撰写过《云冈石佛记》。此后才消失在学术界的视野中。”

  伊东忠太一行先看到了村落。他得穿过村民家,从后院才能看到已经在漫长岁月中沦落为堆放农具杂物的“作坊”,当时石窟已经与农家的屋顶相接。

  他很快确定,云冈石窟“为后魏遗迹无疑也”。伊东原先做梦也想不到“此地竟有拓跋氏时代遗迹”。

  云冈石窟是座古建筑

  伊东忠太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建筑”这个词汇的人。在云冈,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里有他一直在找的答案。

  云冈石窟,是一座古建筑。

  考古学家宿白根据《魏书·释老志》考证得出:公元460年,北魏皇家开始营建当时名叫武州山石窟寺的工程,它的基本功能是一座寺庙。

  到公元524年,云冈石窟基本停止营造工程,整座石窟寺庙群,东西绵延1公里,共有200多个大大小小的石窟,5万多尊佛像。

  按照宿白的分期论,以著名的第20窟露天大佛往东的五个洞窟,即昙曜五窟,为第一期所建;往东的石窟,为第二期工程,建于471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前;第20窟以西,是建于471年迁都洛阳以后的第三期石窟。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灅(lěi)水》篇中是这样描述云冈石窟的:“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郦道元所述的云冈,与今日所见有些不同。

  去年12月,记者曾经去过一趟,依文索骥——我从东边一路朝最著名的云冈第20窟主佛走去,一眼望去附近并没有水系。而在北魏时期,武州川就在石窟前二三十米处,故称“山堂水殿”。宋金时期因河水泛滥,为保护石窟,武州川被改道。所以,如今,肉眼看不到更远的武州川(现十里河)了。

  烟寺相望,说的是炊烟和寺庙相望,这里曾经也有很多僧人居住。

  走到第19窟前,记者看到洞窟的明窗上有大洞,这其实是梁孔,当年有梁穿过伸到外面。石窟外立面的地面上,也有考古发掘揭示出来的柱洞遗迹。

  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王南老师说:“从这些木结构建筑的地层中,能找到辽金时期的,也有北魏时期的。所以很长一段时期,这些石窟的外立面,还包着一层木结构的建筑。”

  走到20窟,即见“真容巨壮”。

  云冈石窟第一期460年~465年在沙门统(官名,主持佛教僧务)昙曜主持下开凿的五个大佛窟,就有1万名工匠参与。

  第20窟大佛之所以出名,也是当年“因岩结构”不太妥当。开凿后不太久,第20窟的窟檐就崩塌了。结果塞翁失马,洞窟的主佛完全露了出来,从而名扬天下。

  但这尊大佛并不是昙曜五窟中最大的。最大的佛在隔壁第19窟,主佛高16.8米,相当于五六层楼高。

  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云冈石窟,给了伊东忠太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伊东来华前,研究对象是日本存在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奈良法隆寺(建于我国初唐时期)。

  在法隆寺,伊东发现依稀的一些希腊装饰的痕迹,他大胆假设,法隆寺建筑风格的源头,是希腊。于是,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旅行计划,从中国出发,经过印度,最后去希腊。

  结果他在中国云冈,发现了日本古代建筑的源头——在他的中国纪行笔记里,画了许多图:法隆寺金堂斗拱的局部和云冈的一斗三升非常相似;法隆寺的五重塔,和云冈第39窟的五层石塔非常相似;而法隆寺里比木构建筑还要古老的国宝铜雕像,和中国云冈石窟第三期秀骨清像的雕像,不论是表情、手势还是衣纹,都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此后,一大批学者因为伊东的发现而纷纷前往云冈探索,不断地充实学术史。这其中,就有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到达云冈。当年,云冈石窟前已经没有村民居住了,但仍留有大片农田。为了节省时间,梁思成他们决定不回大同过夜,晚上就住在废弃的农舍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盖着报纸取暖。

  这一趟的辛苦,同样是值得的。

  梁思成他们还发现了进一步的建筑细节:奈良的法隆寺建筑结构上有云形拱,把斗拱都雕成云雾的线条,这在现存建筑中都已经消逝。但在云冈,不管是五重塔或者九层塔上,都雕出了云形拱。

  在后来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合写的论文《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还提到了云冈石窟对西方艺术元素的融合,“(西方母题)做了汉族艺术天才的引火索。”

  当时,随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许多异域的艺术母题一并涌入。在云冈石窟,到处可见这样的“火花四溢”。

  当年考察时,林徽因留下一张照片,她坐在第20窟露天大佛的右膝盖上。

  如今看第20窟大佛,受犍陀罗风格影响明显,有一个挺拔的希腊鼻子,穿右袒式的袈裟,嘴唇上方还有两撇小胡子,很浓的异域风情。而犍陀罗就在今巴基斯坦境内,因受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影响,这一风格的佛像带有希腊雕刻的风格。

  但是犍陀罗风格的佛像,眼睛处是有眼无珠的。此时,北魏工匠出场了——中国艺术家的传神功夫,全在眼神刻画上呀。安上了眼珠的大佛,明显带有悲天悯人的气质,这是刻佛点睛。

  另外一种影响云冈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是印度的笈多风格——会将佛像的衣纹雕成贴身湿衣的感觉。

  中国工匠同样不甚满意。特别是北魏孝文帝为促进胡汉民族融合推行汉制改革后,皇帝带头穿汉服。于是,云冈二期的佛像,开始穿上南朝士大夫的宽袍大袖。

  云冈石窟建成后,不仅影响着周边地区的石窟造像艺术,甚至间接影响日本艺术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它是一个能量的中心,吸收着能量,也不断地在后世向各个方向辐射着能量。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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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1 钱江晚报2020-06-2100017;钱江晚报2020-06-2100016;20992557| 2 2020年06月21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