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华艺术宫

　　八米高的展厅

　　鲍贤伦以

　　“大块文章”

　　靠近

　　汉代摩崖石刻

　　如果一位汉代的书法家想在巨大的摩崖石刻上留下书写，他该如何选择内容与风格？有一点是一定的，周围的地理环境会对他的作品产生重要影响。

　　近两千年过去，当今天的书法家在为艺术馆构思作品时，落笔时内心所真正关联的，也并非是眼前的纸张，而是展厅那面巨大的墙。

　　2018年，当上海中华艺术宫个展的计划正式落地，鲍贤伦数度进出展厅，内心所勾连的，就有那样一幅一千余年前的汉代书家书写摩崖石刻的场景。

　　高达8米的中厅前厅是他所面对的巨大挑战——写什么？怎么写？

　　对于一位有“企图心”的书家而言，这有压力，却也令人兴奋。

　　两年后，2020年6月20日，“大块文章——鲍贤伦书法展”在上海市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开幕，鲍贤伦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260件书作

　　有经历有温度也有意思

　　中华艺术宫像是鲍贤伦艺术生涯中等待多年的一个展出地。

　　高大宏阔的非常规展厅——它将对艺术家的书法创作形成一种“倒逼”，而对于这种倒逼所可能促发的效果，恰恰是鲍贤伦酝酿多年的。所以，在内心底，他将这次挑战视为一次契机。

　　展览主题为“大块文章”，260件书作，约200件为新近专题创作，分列艺术宫中厅、20号厅与21号厅。

　　先从两侧的20、21号厅说起。

　　一厅名为“笔寄文心”，集中展示新作，以书法呈现历代文章之美，彰显传统历史文脉的庚续延绵。布展当日，团队突发奇想，将24件作品密密麻麻置于一墙，交叠错落，浑然一体，24件作品于此集为一件大作，就叫《24跋》；另一厅“隶变探微”则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白谦慎应邀为展览图录作序，严谨的艺术史家要求书家出示历年来具有艺术风格嬗变标志意义的代表性作品予以观察，几经折腾，这“搜肠刮肚”集结的六七十件，索性便成为展览有温度又有意思的部分。

　　最为核心的中厅分为前后两厅：后厅是8件大作品，每件约莫5-10米宽；前厅“汉地光大”，一侧是巨幅《良渚颂》，原文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教授——这是展览中唯一一件来自当代人的文学作品，鲍贤伦创作的动力来自于从主持浙江省文物局工作时起对良渚所倾注的情感和心力，以及他与严文明教授长年的友谊，跋文中他将此一一记录。

　　而最为瞩目的巨幅汉史游《急就篇终篇》，在另一侧高达8米多的墙面上揭晓：作品高5米、长20米，整整100平方，正文全篇63字，单字直径约一米。

　　它不是人们印象中鲍贤伦最标志性的“简牍”风，书法家在此作中收敛了简牍笔法，加重扩张汉代摩崖写法，试图以更有力度的写法令字迹显现出更为苍茫的效果，并在布局上以字形错落咬合的方式，带来更浑然大气的艺术效果。

　　放弃书斋里形成的

　　熟练而舒适的书写方式

　　2005年，鲍贤伦个展“梦想秦汉”在杭州恒庐美术馆举行，可被视为其书法创作的一个重要节点，随后是2008年宁波美术馆、2014年北京中国美术馆、2015年杭州浙江美术馆、2016年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上海中华艺术宫为其第六个大型个展。

　　自“梦想秦汉”展之后，鲍贤伦展现了自己对于简牍帛书的能力。秦汉时期，人们在竹木上进行细细密密的书写。鲍贤伦借助简牍考古新发现，在几十年书法创作中，打开了新的隶书气象。由此，很多人认定鲍贤伦就是写秦简的。

　　但他内心底对此并不认同，尽管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反对这一点，他认为，简牍只是帮助他形成一个新面貌时候起到了新的作用。

　　2012年，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汉碑和秦汉简牍对自己隶书的双重影响，表示“如说两种影响的区别，汉代碑刻和摩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秦汉简牍的影响则是附丽性的。”之所以这样说，在于汉代碑刻、摩崖的影响带给他的“基础与规范”和“格局与气象”，鲍贤伦以为气象是创作的制高点，因而汉代碑刻、摩崖能“常写常新”。

　　2014年北京中国美术馆的首次晋京书法个展“我襟怀古”，最巨幅的作品是圆厅长32米、高4米的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但将秦汉简牍帛书写得如此之大并非鲍贤伦的主动追求，他内心并不看重尺幅，却很在乎大字创作为自己的风格创新所带来的机会。

　　“如果下次因为展览需要不得不写巨幅大字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写得从容一些，写出错落的摩崖效果来。”他说，“其实我对摩崖刻石的钟情一以贯之，从来比庙堂书写更为强烈，无非是实践运用的问题。”

　　实际上，鲍贤伦已经看到北京展大作品的不足。“当时是碑简融合的写法，简牍书写性强，滋润、见血脉，有一种流美，但在巨幅作品的书写中，却存在劣势——骨架、体格、气局很难支撑起一个宏阔开张的作品和局面，所以这次书写大字时，必须要克制简牍的笔法。这使得我不得不放弃原来在书斋里形成的熟练而舒适的书写方式，转而靠向摩崖的书写。当我站在中华艺术宫中厅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把汉代摩崖石刻的书风，认定是我这次艺术表现最核心的要素了。”

　　所谓汉代摩崖石刻，其代表如《石门颂》，其书风与物质性有关，摩崖的石质比较坚硬，位置特殊，书写与刊刻不便，因此与庙堂碑的写法与刻法迥异，比如摩崖很少去表现隶书中常见的雁尾，但结构还是遵循隶书的结字方法，又因难做界格，所以并无整齐的行列，大小也比较率意，显得苍茫而生动。

　　以展览“倒逼”自我

　　《急就章终篇》是一份答卷

　　鲍贤伦今年65岁。刚刚退休那几年，他相当警觉于自己的“惰性”——不是不写字、不做事的问题，而是担心重复自己，在艺术上不再用心、也不敢尝试新想法，“这最可怕，人很快就会被重复性的书写所毁掉。如果停顿，等到的便是艺术风格的僵化和艺术生活终结，这才危险。”

　　所以鲍贤伦在自己人生的几个重要地点都“布置”了大型展览，居住地杭州、祖籍地宁波、出生地上海以及北京——以防止自己懒惰。

　　2020年1月15日，在浙江美术馆地下展厅，他终于完成了巨幅《急就章终篇》的创作。当《急就章终篇》呈现在展厅中，鲍贤伦反复检阅自己的“答卷”，又直言不讳“不属于理想作品，有机会或许能写得更好一些”。

　　但这次创作所带来的兴奋感是持续的，“原来所有的展厅我都太习惯，只有这个展厅，我不习惯，所以我一次次去，准备打一场大仗。”

　　越来越大的展厅，决定了从完整的空间构思而言，需要有几件大型的主题性作品，这对书法家创作巨幅大字作品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一直以为如果没有展厅的要求，我怎么也不会去写大字。写大字真的非常辛苦，写一遍三个小时下来，相当劳累。展厅的倒逼，这是一种可能。但只要写大字，就会有人议论，你写大字干什么？你们浙江人就是喜欢写大字。”

　　鲍贤伦说：“确实，字不论大小，打动人才叫根本，只要能够打动人的，都是好作品。写大字古已有之，今天书法家写不到古人那么大，所以也不是希望由此一鸣惊人。但理性地说，要写好大作品，难度比写好小作品大。”

　　鲍贤伦一直说，书法是人本质力量的体现。在写大字这件事上，就体现为人与自我的博弈，而绝不是制造一件吸引眼球的事——你的体力、心力、视力、想象力，所有的力都高度凝聚在大字的书写过程中，这种经验，没有写过大字的人，确实难以体会。

　　他一直试图强调书法与个人生命的关联，总是说，在书法里，可以见到一个人的存在，而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写字问题。

　　6月21日上午7时40分，展览开幕的第二天，鲍贤伦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句话——“人生大于艺术，道义重于笔墨。愿以此与真同道者共勉。”

　　人物名片

　　鲍贤伦：

　　生于1955年，祖籍宁波、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1983年到浙江工作生活，至今已整整37年。现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展览信息

　　“大块文章”——鲍贤伦书法展

　　展览时间：6月20日-7月19日

　　展览地点：上海中华艺术宫(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205号)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至18:00（17：00之后停止入场）

　　本报记者 林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