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叫汪嵚（1881~约1921年），字曼峰，浙江杭州人。

　　现在的杭州人，知道汪嵚（音同钦）的不多了。爷爷在辛亥革命之后及上世纪初曾在杭州和杭县（由钱塘、仁和合并）担任过地方官。

　　听妈妈讲，爸爸两三岁时，爷爷就没了，所以，爷爷的事情，爸爸大部分是从奶奶那儿知道的。爸爸不爱说话，在我的印象中基本上没听他说起过爷爷。但仅有的一次，至今记忆深刻。那次是去看电影，新闻纪录片放的是西哈努克在杭州参观游览，当游到灵隐寺的大雄宝殿前时，爸爸对我说，大雄宝殿门口的那幅长联是你爷爷作的……那是我第一次听长辈说到爷爷，并知道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1979年暑假，我与内子到南方玩，在灵隐的大雄宝殿前，拜读了爷爷撰写的那幅长联——

　　合三百六十古精庐 此云祖山应得殊胜 利益安乐

　　积无量千万诸善根 故名佛国成就如是 功德庄严

　　落款是“汪嵚谨撰 胡宗成敬书”。我这才知道爷爷叫汪嵚。大雄宝殿内还有张宗祥、江庸、沙孟海、马一浮等前辈撰写的楹联。

　　1987年我在杭州讲课，授课之余便四处转转。当时，虎跑有一个“李叔同纪念室”，我看到一段文字，主要意思是说弘一法师在俗世时与汪嵚“过从甚密”……只是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这么多年来也没有积极搜集相关资料，十分不应该。

　　感谢互联网，使我还能知道许多很久以前发生过的事情。网络上也有不少关于汪嵚的文字记载，可惜的是，现在能看到的文字记载都没有爷爷去世的年月日。但爷爷是西泠印社在改朝换代的混乱之中有过贡献的关键人物，这有文字可以证明——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这个新政权给西泠印社带来了产权的忧虑，因为它颁布的土地政策规定，凡属个人财产一律保护，但凡公产则一律没收。西泠印社创立之初，立足于蒋果敏公祠人倚楼，仰贤亭建筑用地原本属蒋果敏公祠产权，因“借地建屋”——“土地属公，而地上产权属于印社，为私人所共有之产。”叶为铭、吴隐、王福庵、唐源邺等人闻讯，急忙奔波联系，商量寻求对策。为西泠印社的生存计，联名修书禀呈杭县知事，阐明缘由，请求按“私产”待遇给予保护。当时的杭县知事是汪嵚，这位前清钱塘县知事、民国首任杭县知事，博学嗜古，着力“提倡职业性的工艺美术，造就许多精刻拓碑版的技术人才”，因而与吴隐、叶铭（叶为铭的别名）等人相熟过往甚密，他亦多次资助社内建设，是一位知晓印社内情的“县长”。接到呈文后，自然是赞同予以保护，即复批文，“社屋既属私人所创，实为艺苑所珍。如有无知乡愚任意损害，准其随时送究，严惩不贷”，着令严加看护。（搜狐文化）

　　《守望西泠——陈振濂西泠印社社史研究书法展》一书中，认为汪嵚的鼎力相助和秉公执法，使西泠印社躲过一劫，汪嵚因此被称作是西泠印社的“恩人”。

　　2012年10月，为了纪念弘一法师诞辰132周年和逝世70周年，浙江美术馆、温州博物馆、平湖李叔同纪念馆联合举办了“天心月圆：弘一法师手迹展”，《东方早报》发表了斯舜威的文章《从弘一的手迹看弘一的出家》，我们来看文章中的一段话——

　　姜书凯回忆：1917年他的祖母强太夫人在杭州逝世，办完丧事后，父亲姜丹书请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任杭县县长汪嵚先生撰写墓志铭。取回文稿后，父亲又踵门求当时同在浙江一师任教的李叔同先生书丹。这触动了李叔同对自己亡母的哀思，两人相对欷歔良久，他答应了下来，但一直没有动笔，直到第二年夏天，就在他出家的前一天晚上，才点起一对红烛，伸纸濡毫，认真地用擅长的魏碑体写完《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写毕，意味着了却了所有俗事，他随即把毛笔折成了两段。翌展，他悄然而去，到虎跑披剃当了和尚。当先父和其他同事好友闻讯赶往学校送行时，已是人去楼空，房中唯见残烛断笔伴随着这篇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桌上的墓志铭。上面的署款已是“大慈演音书”了（李叔同出家后名演音，字弘一）。这件作品是李叔同在俗世的最后一件作品，弥足珍贵。

　　爷爷与杭州的关联还有许多，根据资料略说一二。

　　汪嵚在任杭县知事的时期内，非常关心教育问题。辛亥革命以后，汪嵚将紫阳书院改为杭县第一高等小学校，并亲任校长，“对学生的学习、考试、管理都非常严格，但也很爱护学生”。

　　在清代末年创办的中、小学堂中，有一部分经费来自清政府的各级官吏与衙门。清政府被推翻后，由于经费来源断绝学堂难以续办，汪嵚千方百计筹募经费，帮助了不少学校。

　　后汪嵚又受命筹建浙江省贫儿院，1913年，浙江省立贫儿院正式成立。汪嵚慎重挑选人员，勘定院址，收容无家可归的贫寒子弟入院，进行教育，十年如一日，培养许多人才。

　　汪嵚谢世后，他的门生、族亲为他在金沙港崇文书院旧址设立专祠以资纪念。1948年，汪嵚族亲又在汪公祠设立汪氏曼峰初级小学，用以表示继承汪嵚热心教育的遗志。

　　□ 汪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