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是印人
汪逸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人
徐青,是我的好朋友。我总觉得这个朋友是阮振亚老师“送”给我的。我想,若是没有中山中路钱塘书画研究社门口那一年一度的写福送福活动,即使我与徐青迎面相遇,也一定会擦肩而过。
“缘分”二字真是机缘巧合,可遇不可求。
在作家队伍里,我有很多女性朋友,但自从半途“挤”进了书画门类,异性朋友不多,女性朋友更少,女的书法篆刻家尤其少。阮老师介绍的时候说徐青是篆刻队伍里的“独养女儿”,那便是不言而喻的“稀罕”了。我后来才知道徐青是西湖印社副社长,钱塘书画研究社副秘书长。她还曾是西泠印社李伏雨老先生的学生,西泠印社理事李早先生的师妹。据说30多年前,西湖边曾经有过一个“杭州市业余美术学校”,聚集了一大批朝气蓬勃的艺术爱好者,徐青在那里从学书法开始,等到书法变成了作品要个章盖盖的时候,就走进篆刻班想请别人给刻一个。没想到巧遇李伏雨老师,李老师一眼就相中了她,劝她自己刻,就这样,徐青阴差阳错地摸起了篆刻刀。
一个女孩子学篆刻,一天到晚与刻刀、石头打交道,既要有准确性,更需要有下刀的力度,并且从书体的角度说,要有美感。“感”这个字,浸淫深处的是情感,是审美的高度。
在认识徐青之前,我的印章大多来自季关泉先生。他是省作家协会里的高人,为我刻过四五方印章。他的印到后来也是“一方难求”。“难求”的背后是一句大实话:“汪老师,印章要拿来用的,即使你拿它当宝贝,压在了箱底那又有什么意义?”
在我的记忆里,从前取稿费要印章,拿工资也要盖大印。大凡与钱与合同相关的事,都需要你的姓名章。在那个年代,盖章是表示慎重,也可以算是你生命的另一种物化形态。而今天,证明你的是身份证,是手机是电话号码,另外还有指纹与刷脸。
当印章不再是生活、生存的工具,它便成了中国古文字的一个种类,成为中华文化艺术的传承,并进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据传春秋战国至秦以前,印章称“玺”,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玺”为帝王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的,统称“印”。曾经的单位有公章,个人有私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有印章。
今天,印章已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毫无波澜地撤退了。且正因为“撤退”了,印章也就变得尤为珍稀与贵重。现在除了在书法与国画宣纸上能看见之外,它还作为收藏艺术的一个品类遗世而独立。若是请名家刻章,拿人民币十余万,也许只够刻一个字的价格!
艺品无价!
说起来,我在书画门类里是个新手,徐青并没有看不起我,初初见面她就很仗义地说要为我刻章。没多久就送上两方章:名章“逸芳”与微信名“在水一方”,她将它们稳妥地装在一个盒子里,每个章的上面覆着一片盖着印章的硬纸片,那是方便我在画的落款尾端试放一下,看看是不是合适,而且因为硬纸,就不易丢失。
又过了一段时间,徐青又送来一大一小两方印,大的“美意延年”,可以在四尺整纸上作压角章用,另一方小章适合在软卡小画上用。话说得很委婉:“美意延年,不是专为你刻的,以前留下来的,做压角章还是可以的……”
徐青从来不让你尴尬。其实都是我这个不是画家的“画家”,在画面上落下的明显缺陷,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时不时地送你一个温暖。
去年徐青当上外婆了,一年当中除了寒暑两假,全都在苏州管可爱的小外孙,忙得暂时放下了篆刻,在杭州也难得见上一面了。
有一天她突然在微信里冒出来:“汪老师好,你的书房称‘天目草堂’吗?”
我立刻请教她:“可以吗?有人说我心大。”她问原因,我说:“有杜甫草堂在前。”她大笑了起来:“可以的啊。我在想有空给你刻一方印”……
还能说什么好呢?
在这个大千世界里,经常被人关爱着,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 汪逸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人